《毛主席万岁》从红画到黑画

这是一幅家喻户晓的画。它诞生于政治气氛最为热烈的时期;它曾于大量沉闷的图解式宣传画中脱颖而出,使人眼前一亮;它曾带给创作者哈琼文以兴奋、荣誉,乃至挫折、绝望……如今,     

关于“毛主席万岁”这个口号

读了张素华同志在《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上的文章——《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觉得对待重要的历史事实,就得有这种认真的态度。我很欣赏张素华同志这种态度。不过,这篇文章还不能作为最后结论。     

《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内幕

如今，对45岁以上的人来说，有一种现象是难以忘怀的。那就是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狂于60年代中下期“文化大革命”的《毛主席语录》热。因为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红色塑料皮，人们对它看得很重，视为宝贝，所以，大家又习惯地把它称为“红宝书”。据有关档案资料介绍，仅“文革”开始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总印数达50余亿册《毛主席看录》。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     

《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海外的利用

《毛泽东思想万岁》原为《人民日报》1966年"七一"社论的标题。从该年年底开始,中国大陆各地编印的各种毛泽东综合性著作集大都称为《毛泽东思想万岁》,因此通称为"万岁本",它们包括《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文选》、《资料选编》、《学习文选》等等,其中《毛泽东思想万岁》的1967年280页32开本、1967年4月16开46+59页本和1969年726页本的影印本,是海外学者经常利用的三种通行本,亦是海外当代中国史和人物特别是     

《毛主席语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无不对《毛主席语录》记忆犹新。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大、印制精美、种类繁多、读者也最多,而且封面大都采用在其他书籍中不常见的红塑套装,因此,《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全国,还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考略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以下简称“万岁本”),许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的。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背后的故事

诞生于1967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美术界的一大轰动事件,刘春华（原名刘成华）的名字也随之响亮地传人了千家万户。这幅在“文革”期间印刷了9亿多张的作品,超过了当时全国的人口总数,即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油画之一。     

毛泽东没有在“五一口号”中加写“毛主席万岁”

<正>近日阅读《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郭道晖先生《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一文(以下简称"郭文")。其中     

“不准盖销”的邮票

我国“文革”期间发行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曾是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贴用时不予盖销”的邮票,堪称邮政奇闻。     

姚雪垠42年创作《李自成》的曲折历程

不算之前的构思时间,从1957年秘密写作《李自成》开始,到1999年《李自成》四、五卷全部出版,姚雪垠的这部恢宏之作历经42年,横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及之后,共4个历史阶段终至完成。这4个历史时段恰好是社会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革、转型之期,新的理念、思潮不断产生,或以整合的温和方式替代原有思维,或直接用批判之类的疾风暴雨进行观念的变革;     

以“议”为“记”的范例——解读《昼锦堂记》和《韩魏公醉白堂记》

欧阳修《昼锦堂记》和苏轼《韩魏公醉白堂记》均为以“议”为“记”的范例。     

《毛主席语录》的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被称做“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它的发行速度之迅猛,发行量之大,创造了人类出版史上无法复制的奇迹。资料显示,文革中,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语录》在国内外出版了50多种文字,有500多种版本,总印数50多亿册,     

“救他”的滑稽与“他救”的无奈——评刘庆邦的小说《卧底》

与刘庆邦以前的创作相比《,卧底》在艺术上是一次突破。它通过都市记者周水明到小煤窑做卧底采访的经历,把都市生活与矿井生活连接起来,既披露了下层矿工遭受私营小矿主残酷盘剥与奴役的苦难,又反映出上层文人的软弱自私和世故圆滑。因而小说关注社会的视野更加开阔,结构趋于复杂,文本意蕴多重而深刻。然而,小说艺术上的创新并没能消弭作者精神上的困顿。     

“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读《姚文元同莫艾的五次谈话》和《五十次电话指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中央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从“四人帮”手里接管了这块舆论宣传阵地。此后不多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因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     

文革大片《反击》的来龙去脉

1976年,“四人帮”在短短的6个月零20天的时间内,紧锣密鼓地炮制了一部名日《反击》的影片。在后来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这部影片曾作为反面教材,先后在北京等大中城市组织过巡回“内部放映”批判。我的父亲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本人在《反击》影片中给设定成了头号反派角色即“黄河省的省委书记韩凌”的原型。这种规格的“特殊礼遇”可以说是空前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河南省各级领导干部向“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抗争,因而成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眼中钉。     

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商榷

(一)“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这“两个估计     

“评《水浒》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正>1975年夏秋之际,在中国突然冒出来一场所谓的"评《水浒》运动"。从1975年8月开始,一直延续到1976年秋"四人帮"覆亡之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及其他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刊出梁效、柏     

也们让《黄河大合唱》响彻全中国——记活跃在抗战时期的演剧宣传二队

1967年12月,在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上,赫然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别动队》的文章。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揪斗、迫害原抗敌演剧宣传队成员的狂潮。我的父母——郭奋扬和张静,由于曾是原抗敌演剧宣传二队的成员,遭到残酷迫害。抗敌演剧宣传二队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四人帮”为何对此大做文章？它与《黄河大合唱》有什么关系？     

“四人帮”围剿电影《企业》内幕

1975年春节,我国正处于文革动荡后期,彩色影片《创业》突破“四人帮”禁锢在全国公映,一石激起千层浪。文艺界意识形态的斗争,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回忆35年前那场没有硝烟但却杀气腾腾的路线斗争,至今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