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粤港华商成药联号

近代中国的粤港华商成药联号吴伦霓霞,张晓辉近代史上,由于华侨大量移居海外、对外贸易的增长、香港的崛起及粤港间经济交往的加强,大批联号商行应运而生,华商成药联号（后文概称“联号”）即其中重要的一支。近代以来的粤港书报中,杂有大量医药广告和药业商务名录登...     

论近代中国华商企业的优先股

在传统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筹集资本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股份制企业本身为顺应时势亦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优先股便是这种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国华商企业中,优先股对企业的创立、发展及化解危机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因此,系统探讨近代华商企业优先股的产生背景及其权益,并从企业制度层面予以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民国时期香港与广州的华商联号

在中外经济史上,企业家进行联号经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企业形式——香港和广州的华商联号,这是跨不同性质区域的企业横向联合体,其发展反映了海内外华人资本血脉与共、休戚相关的紧密联系,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中国近代企业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石印术的传入与上海石印鼓词小说的出版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先进的石印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出版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是石印术应用最广泛的地方,采用石印术印刷了大量的书籍、图画、报刊等,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在石印术的带动下,鼓词的出版也出现了空前的兴盛,为鼓词传统的传播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近代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以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为例的分析

论文介绍了近代荷印中华商会概况,并以中华商会为考察对象,梳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运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荷印中华商会于20世纪初期抵制日货的态度时而温和,时而激烈,且不同地区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后,则形成抵制日货跨行业、跨区域、跨群体的整体形态。荷印中华商会抵制日货是华侨民族主义精神觉醒使然,受中国和南洋抵制日货运动整体态势的影响,更与荷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亦有华侨自身的商业特点,展现了近代华侨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向。     

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与转型之困--基于华沙中国城的田野调查

论文以波兰华沙的中国城为案例,通过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田野方法,考察了其历史沿革和现状、转型困境以及未来前景。华沙中国城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和波兰最集中、规模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区,也是华商在波兰乃至中东欧地区创业的历史缩影。近年来,随着同行竞争的加剧、税务矛盾、经营模式的掣肘等问题出现,波兰华商面临的挑战和考验日益严峻。从宏观视角而言,波兰华商的发展历程和转型困境也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与转型升级的缩影。从传统意义的输出“廉价货”到“质优价廉”,再到如何走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品牌化”发展道路,是当前从事贸易批发的波兰华商,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华商的主要发展方向。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房地产公司

抗战时期,因人口暴增、游资汇聚、地价暴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上海华商房地产公司有了根本性的发展,第一次主导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本文对抗战时期上海华商房地产公司的崛起及原因、经营内容和业绩、华商房地产同业公会的活动等内容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此时期上海华商房地产公司的崛起和活动,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进入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     

五四运动在武汉商业广告中的体现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动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不仅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更渗透在经济中,民族使命感催生出的＂爱国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之一是＂爱国广告＂的出现。     

从英美烟公司广告看近代外国企业的本土化意识

近代驻华英美烟公司的产品广告在网络建设、文化认同以及把握国人心理特征等方面成功地完成了与中国商业文化的融合及其自身广告理念的跨文化转变,它所具有的本土化意识在近代外国在华企业中极具代表性。英美烟公司成功的本土化广告案例表明,本土化经营策略是近代外国在华企业有效利用中国传统社会资源降低社会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和必然选择。     

卫生（健康）与近代中国现代性——以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1937年）

在种类繁多的近代上海广告中,有关医疗卫生的广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医疗卫生广告的频繁出现不仅展示了商家的广告策略与销售技巧,同时也反映出医疗卫生产品消费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通过对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广告象征意义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到,医疗卫生广告不仅将个人身体的健康与国家的富强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由医疗卫生广告所刺激的消费主义文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想象与欲望。而这两种象征意义正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即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与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强烈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