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利”与“慕义”——论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制度建构

朝贡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既是封建王朝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模式,也是中原王朝统辖周边少数民族的主要制度。深入研究历代边疆民族的朝贡关系及其制度建构,对于梳理与揭示朝贡制度兼具对内与对外层面的多层次性与复合性,意义重大。文章以西南地区为考察对象,分析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土司朝贡形成与发展的制度轨迹,揭示朝贡制度在中国古代边疆治理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作用。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朝贡制度浅析

中外学者一般将古代中国与境内蛮夷部族、其它国家建立的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称为朝贡体制。近年来,关于朝贡制度的探讨虽日渐增多,但大部分集中于某一朝代中原与朝贡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对自先秦开始直至清末,跨越两三千年的朝贡制度少有整体性研究。本文试从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现实目的两方面对朝贡制度进行整体性探讨。     

明代西南土司朝贡初探

朝贡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土司制度的渊源、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具体情况及土司朝贡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对明代西南土司朝贡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

本文认为,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和以帝国主义侵华为话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在当代带有严重的视域局限性.基于参与现代和对话现代的需要,它们可以归并到中国传统对外关系体系之中.而开展对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考察朝贡体制在历朝的演变轨迹,还应关注封贡关系行为与对外政策、涉外思想三者之间的互动.     

1840-1860年间清政府三种外交体系分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如果按照类型分析法标准来划分,可以基本分为朝贡体系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中国与三类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体制内部的演变错综复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外关系显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澄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复杂的性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

在"东亚"成为流行语汇的历史研究中,"朝贡体制"常被用作一个统摄性的概念使用。然而"朝贡体制"在清代,主要体现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并不覆盖"东亚"。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史料,呈现清代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的特点,其中包括敕封、给印、颁历、参与常态礼仪活动、日月食救护、赈济灾伤、常态互市,朝鲜人参与八旗等等,不仅凸显中朝关系近于中国与其他封贡国、无藩封关系的其他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更反衬出中朝关系与地处"东亚"而与清无邦交的日本之间关系的差别。由于中、朝、日在"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中皆具有重要性,前述考察提示,17至19世纪中叶的"东亚"国际秩序并非笼罩在任何单一制度化体制之下,"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体制"不能涵盖该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格局,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     

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

明代中国和李朝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体制具有诸多方面功能,其中军事、安全保障方面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而在以往研究中,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土木之变时期（正统十四年八月）李朝搜集明朝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李朝在册封朝贡体制之下,为了得到大量的比较确切的情报,多次派遣通事、使臣前往辽东地区,与辽东都司直接接触,同时,又利用居住在辽东地区的朝鲜族人、女真之亲信以及本国民间人员来积极搜集有关情报的具体事实。     

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通贡” ,应主要是指周边民族和外国派遣使臣向中国王朝进行“朝贡”、“朝献” ,也包含有中国王朝向这些地区派遣使臣的活动。通贡可以说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本文选取过去学界研究不多的唐朝与南海诸国的通贡关系作一较深入的探讨。首先 ,以八个表的形式 ,将南海诸国至唐朝贡情况 ,朝贡性质和特点 ,作较完整、深入的论述 ;其次 ,对南海诸国贡品及其贸易主要特征进行分析 ;最后 ,论述了唐朝遣使至南海诸国的情况等     

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

本文以西汉王朝为例,对古代中国王朝的疆域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和重组是王朝疆域形成的主要途径。在西汉初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的两大藩属体系,以及众多的亚藩属体系和弱藩属体系。自武帝时期开始,随着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两大藩属体系进入碰撞、重组阶段,其结果是不仅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被纳入西汉王朝的藩属体系中,其他弱藩属体系也进入其中,属于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亚藩属体系则成为了郡县,由此最终形成了郡县、特设机构、藩属国三个不同层次构成的西汉王朝疆域。     

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明清两代修建北京皇宫各大殿和紫禁城城墙,以及皇家陵寝所用大青砖,绝大部分是山东临清州烧造。从明初到清末的四五百年中,临清因京杭大运河的贯通而成为北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漕运咽喉,又因其便利的交通和适宜的土质等特殊优势成为明清两朝的贡砖烧造基地。临清的贡砖生产虽间有停废,但一直受到朝廷的严格掌控,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和生产方式。大规模的贡砖烧造一方面促进了临清工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同时也加重了民众和漕运官军负担,对明清时期的临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初探

福州是福建省会,帆船时代福州国际贸易是"海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是以朝贡贸易为主。福州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始于后汉,发展于唐五代,明清时期福州作为郑和下西洋重要基地和中琉朝贡贸易唯一官定港口而鼎盛。郑和船队驻泊长乐和中琉贸易定点福州,奠定了福州在海外贸易史上的历史地位。国际贸易兴盛带动港口建设,贸易港从福州内河向滨江滨海发展,先后出现东冶港、甘棠港、河口港、太平港、马尾港等名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和出发地之一。福州人有精湛的帆船制造技术,熟知天文地理,并掌握高超的航海技术。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穿洋过海、贸迁四方,形成代代相传的海洋文化传统,这是福州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人文因素。     

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

朝鲜王朝编修了四十多部中国史书 ,其中以明史所占比重最大 ,其次则是宋史。尊华攘夷为中心的儒家正统观成为这些史书的基本原则 ,上至国王 ,下及儒士皆参与中国史书的编撰 ,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一个重要表征。透过对这些史书的分析 ,不仅可以看到朝鲜王朝对明清两朝不同的文化心态 ,而且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明清时期的双边关系 ,同时反映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

明初设立的九溪、永定二卫,到了清初已经演变为征收屯赋、管理屯民的地方行政性管辖机构。雍正年间裁卫设县,结束了九溪、永定二卫的历史存在,并在调整土地与户口归属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湘西北地区卫所军事管理体制向州县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变。     

驰骋西北的平阳商帮

平阳商帮作为晋商的一支,明清两代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清末民初逐渐由繁盛走向衰落。平阳商帮经贸西路,其经营地点基本为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如西安、兰州、银川、武威、酒泉、西宁等,其经营行业涉及盐业、冶铁业、布业、烟业及茶叶等。明朝"开中法"的实施为平阳商人经贸西路拉开了序幕,丝路贸易的繁荣吸引平阳商人前去经商,"互通有无"的商业模式给平阳商人提供了商机,便利的交通亦是平阳商人经贸西路的重要条件。     

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

明代前期厉行海禁政策时,中国瓷器的海洋输出主要是在朝贡贸易体系下,以琉球人船只为中介的中国、琉球及东南亚多边贸易关系格局中进行。国外沉船及遗址出土资料显示,瓷器输出品种以龙泉青瓷为主,景德镇、福建及广东等地的民窑产品也通过走私途径参与。但总体来说,中国瓷器在当时的东南亚市场仍然匮乏。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