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考析

本文通过对"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的考证,从结字、笔法、章法几方面深入分析,探讨该刻石为西汉之物的必然性与充分性,其奇特性、稀缺性,是迄今发现在晋南乃至山西境内极具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重要石刻文物。     

曹寅《尊胜院碑记》

近年,安徽省来安县文物工作者在县城北十二公里的舜歌山山麓,发现了清代曹寅撰文的《尊胜院碑记》。此碑建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年)。碑高2米,宽76、厚17厘米。碑额篆书"普门示现"四字,碑额及碑文四周饰以石刻图案,有底座。碑文十六行,计四百六十六字。后     

重庆市万盛区发现500年前石刻

重庆市万盛区最近发现了距今500年前的“播州界”石刻。刻于明朝中期的“播州界”石刻,位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镇汪家沟东端、孝子河南岸荆棘杂草丛中一块高约2．5米、宽约3．5米的砂岩石壁上。一播州界”三个楷书大字各高约助厘米、宽约55厘米、深约10厘米,从右至左排列。此外,在“播州界”三字左下方还刻有“大明成化五年”小字,阴刻,行书,每字各高约10厘米,宽约7厘米,深约2厘米。“播州界”石刻因何而来？据史志资料介绍,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朝政府设播州于万盛。唐朝后期,地处云南的南诏王国,为扩大其势力范围,大举北上…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勘分中越边界中的观念变迁与措置纠葛

清代治边、防边讲究"守在四夷"、"树表捍边",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原本辅车相依的南疆藩篱一变为卧榻之侧的西方敌国,传统观念却仍然左右时人认识。战后中法勘分中越边界,清政府为阻法国进逼边境,在如何分画边界问题上始终纠结瞻顾,勘界过程纠葛不断,由边界划留"隙地"到争取"新界",最后始定"一线为界"。时人观念也由开始竭力避免与法国为邻,演变为守定现界、与法方争利,此一时期也成为国人近代边界、边防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     

翠微亭石刻

灵隐寺飞来峰上有一座翠微亭,是南宋名将韩世忠取岳飞作《池州翠微亭》诗之意而建,并有其子韩彦直仿颜真卿笔体所书石刻题名48字。亭与石刻现皆不存,幸而原址上的石刻题名留有拓片,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两张,皆清代金石僧六舟手拓。一张上有蔡名衡、徐楙、王绍兰、西园樵叟等清代名流的观款以及集字诗,另一张上是近代学者朱家济的题跋。本文尝试以关涉人物的视角对翠微亭的由来和建毁始末,以及石刻拓片的流传过程,在文献与实物双重考据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发挥,讲述翠微亭延续千年的故事,并以此展现金石研究由证经补史转向考古、文字、书法,乃至尚古的审美领域等的一段历史。     

辽朝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探赜

官员的考绩与迁转是辽朝职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索并钩沉相关石刻文字及文献史料,发现辽朝官员任职有期,一般为三年。在官员任职期内,朝廷要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对其品德、业绩和年劳等进行考绩。考绩工作由相关的机构和官员来完成。经过考绩的秩满官员,其职阶迁转方向大致为:职阶迁升、留任进阶、退闲不仕及"左迁"降黜等。     

清顺治间《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及其反映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们在吴县黄桥乡庄基村一座古庙的宅基旁发现石刻一通。青石质,方座圆首,分碑体与碑座二部分,通高2.06、碑宽、厚0.27米。碑额楷书阴刻六竖行,上镌“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碑文楷书阴刻29竖行,满行79字,计1080多字。镌刻于清顺治十七年五月。 碑文主要记述了长洲县陆江、葛华等43名贫苦渔民连名呈告当地豪强私征渔课的情况,苏州府海防厅查询的情况,清地方政府对吴中豪强私征渔税的禁令梗概,以及立石人姓氏与时间。 经查,《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未收入《吴县志》金石目,也不见于其他文献史料。该碑因年久日深,部分字迹     

珠海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正>石刻文物是珠海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头是人类最早用来表达和记录思想的载体,摩崖石刻就是记录在岩石上的史料,其价值和作用不可低估。珠海地区有较丰富的摩崖石刻,目前较重要的有二十几处,以清代为多,竹仙洞摩崖石刻群即为清代摩崖石刻中非常重要的一处,     

起凤山摩崖石刻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南宁石刻的调查与研究之一

起凤山现存摩崖石刻约四十幅,年代集中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内容以游记题诗为主,其次为题字。清代石刻作者多为当地士子,民国时期石刻作者则以国民党将领或要员为主。起凤山摩崖石刻的兴起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清初、清道光年间及民国时期,这几个阶段石刻的出现均与一定时期的历史事件有关。     

清代闽籍著名书法篆刻家林霔艺术风格刍议

<正>明清之际,福建印学蔚为活跃,是仅次于吴越和新安的重要地区。虽因闽籍印人"生于海滨,多为人所忽略。"———周亮工《书倪觏公印章前》,加之清代"迁界"、海患频繁等政治和军事等原因,许多闽籍印人的艺术影响在全国一度被湮没。但对闽、台地区及其后世的书法篆刻影响深远。周亮工在《闽小记》和《印人传》都记录了不少闽籍印人,林霔是其闽、台篆刻家中首肯的一位。清代著名学者郑杰在其所著     

忠清亮直、心系百姓的祁寯藻

<正>祁寯藻（1793—1866），字叔颖，一字实甫，清代山西省寿阳县平舒村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祁寯藻考中进士，旋任翰林院庶吉士，走入仕途。道光元年（1821年），奉旨在南书房行走，进入清朝政权的上层决策机构，之后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咸丰三年（1853年），赏太子太保衔，并两度为首席军机大臣，入主枢廷，为众人瞩目。他是晋人在清代近三百年中居官最高最长的人，     

清雍正变卖吕留良田产执照

吕留良是清初"文字狱"中有名的受害者之一。1956年在吕留良的家乡——浙江省桐乡县崇福镇的旧货商店里,发现清代雍正十三年(1735年)石门县知县奉旨变卖吕留良田产的一张田契执照(见右图)。执照录文如下: 产户执照嘉兴府石门县为钦奉上谕事蒙本府宪帖蒙按察司宪牒奉总督部院管巡抚事程案验准刑部咨开吕留良名下家产房屋应令该督作     

苏马湾界域刻石的书法特色

苏马湾界石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东连岛北面苏马湾海滨浴场的生物园区,1999年被发现。海拔高度约8米,刻石坐北面南,临海而立,该石刻刻在一高1．5米、宽1米突兀于半山的花岗岩的摩崖上。刻面较为平整,但行字和行距不等,共12行62个字。隶体带篆意,内容为“东海郡朐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朐,水以北属柜。     

岳麓书院“忠孝廉节”四字书者考辨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岳麓山下,现已修葺一新,正式开放。书院正厅即为旧时主要讲堂。讲堂左壁嵌有石刻"忠孝"二字,右壁嵌"廉节"二字,字高213、宽141厘米。字大笔雄,相得益彰。由于"忠"字的右上方刻有"晦庵朱子书"的款识,相传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手书。方志沿袭其说,从无异议。可喜的是我们近年在本市竟有了新的发现,有力地证明这四个字的书者并非朱熹,而是宋未名臣文天祥。     

耶稣会士刘松龄与清宫仪器制造

刘松龄(1703—1774,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神甫,字乔年,斯洛文尼亚人。1739年奉诏入京,1746年补授钦天监监正,成为清代第八位洋人监正,直到1774年去世,任职长达三十一年。任职期间,主持修订南怀仁在康熙十三年编纂的《灵台仪象志》,并制造了由戴进贤生前设计的天球仪,制成后由乾隆皇帝钦命为"玑横抚辰仪"。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又奉旨制造大小天球仪、地球仪数对。这些仪器的制造对于清初天文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     

山东博物馆藏陈介祺监制全形拓赏析

正陈介祺(1813～1884年),字寿卿,号簠斋等,清代金石学领军人物之一。一生收藏宏富,铜器、玺印封泥、石刻、陶器砖瓦、造像等无不囊括,所藏钟鼎彝器金石为近代之冠。其更突出的是卓越鉴赏力,每得一器,必辨其真伪,察其渊源,考其价值,后世有"所藏无赝品"之说。与同时代绝大多数收藏家极不同的一点是,他极度重视传拓,甚至     

句读与书写程序:嘎仙洞石刻祝文释读再议

嘎仙洞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一》祝文存在句读和书写程序的差异。综合来看,石刻本祝文的完整性胜过出现错简、脱讹的《魏志》本;在拓跋焘的语气与态度方面保存了最初的真实情况:谦称但饰功,而非后者所记的谦恭到底;对于石洞发现的程序,石刻本并未抹杀乌洛侯国使者的贡献。而《魏志》本存在脱讹、以作者之意删削的痕迹,直接造成中华书局标点版句读错误;改动了太武帝的语气,并且与同书《乌洛候传》的记载相抵牾,着意掩藏乌洛侯国使者贡献信息的重要性。《魏志》本脱落太武帝自称"天子臣焘"的"臣"字,太武帝所表露虔敬之意与祭祀规格都有缩减;而不载库六官,挪移并删削"可寒"、"可敦"的处理,很大可能是出于《魏书》全面肯定孝文华夏化政策的历史观。《魏志》对于嘎仙洞第一次发现的记载,和对祝辞文本的改动,反映出的是太武帝存在以此建构祖先集体记忆的政治意图。     

《孙沔朱寿隆等四人龙隐岩题记》石刻史实释证

正在广西桂林龙隐岩中有一石刻,上刻:"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同游,皇祐癸巳二月"字。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四人,皆为北宋官员,但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往来游客观者,都只将目光放在石刻本身,而非对其史实。该石刻虽先后被《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1]《桂林石刻总集辑校》[2]两书著录,惜皆未得作详细研究。故本文拟对碑刻中四人同游之契机略作释证。     

王羲之手书“振衣濯足”摩崖石刻的现状及相关考证

正从小,笔者就从家父的口中得知,在和县西梁山镇祖居地附近的山崖上,有一处书圣王羲之书写的"振衣濯足"的摩崖石刻。2010年4月,笔者终于有机会一睹书圣墨迹石刻的风采。但是,此文物的保存现状,十分堪忧。历经了1600余年的风雨剥蚀,并不十分坚硬的石质上,石刻字迹略显斑驳。但端庄洒脱的字体,依然清晰可辨。由于年代久远,刻着"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