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政区地理的几个问题

唐人墓志一定程度上能够从地下石刻资料角度反映唐代诸道、州(郡)、府、县各级政区发展演变的一般轨迹;其次唐人科举及第后,在县、州(郡)、府的任职地理空间变动性、跳跃性大,其墓志在叙述志主生前任职仕历时客观上保留了当时不少政区的第一手资料。第三,唐代政区几经调整和变迁,一些州县置废不定,为期短暂,但在墓志中却往往留下记录;第四,墓志中的所涉政区记述大多为志主任职仕宦之地,具有"亲历性"特点,是最接近政区"当时进行时"的一手数据,殊为珍贵,部分唐人墓志还提供了政区设置的背景情况;第五,某些唐人墓志可以用来校勘、补正史籍地理志部分的残缺讹误,有证史补史作用。唐人墓志的上述价值为深化唐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供了某些新契机。     

对《汉书·地理志》的几点认识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同时该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汉书·地理志>堪称历代地理著作之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汉书·地理志>的写作背景、内容及其价值作简要论述.     

近70年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主要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疆域与政区变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有两项:一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二者在研究缘起、研究旨趣、运作方式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总体上,前者体现了政区地理的"通代研究",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向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型,而后者似显示出历史疆域政区研究向历史学的回归。此外,70年来的疆域政区研究在旧史料的整理和新出史料的解析和运用、新的研究视野和GIS科技手段的使用、历史政治地理学理论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2009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正>一、概述著作。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出版的与历史地理有关的著作如下:综合研究:施和金《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续集)》(中华书局);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山东教育出版社)。历史政区地理: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     

北魏八部制政区新探——兼论司州政区的若干问题

北魏天兴元年,在"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下,道武帝首先完成"正封畿"以及"八国"的设置。道武帝最初设置的"八国",延续了拓跋魏立国策略"离散部落""分土定居"的内在逻辑。至天兴二年初建司州,"正封畿,制郊甸"的政策设计方见轮廓。其后,八部政区与司州政区的变动皆以此为基础拓展、演化。至天赐年间,司州政治地理的一系列变动引发八部突破畿内与畿外的地理界限,形成以"八部五百里"为新界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八部政区之内,道武帝因地设置鲜卑官号,位亚牧守,与郡县分民而治。秉承八国制而改置的六部大人,通过进入爵制序列体系,将部制政区定格为与州等级的特别行政区。而道武帝所开创的部制政区与司州相互联结的政治地理进程,亦随之消沉。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汉书·地理志》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研究东汉政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在讨论东汉建立之时的政区时,以往的研究几乎全部以《汉书·地理志》的断限作为起点。实际上,东汉建立之时,恢复的政区建置应当是平帝元始时期的。通过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郡国沿革变迁以及县邑变化进行考证,可以发现,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之后,西汉的政区仍然在持续变化着,这些变化被后来新建立的东汉王朝继承下来。由此,便可较为全面地推演出西汉末年的政区图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汉初年的行政区划面貌。光武帝虽然恢复了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但这一恢复只是对郡国县邑数量的沿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因袭。根据东汉建立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光武帝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汉书·地理志》的几点认识

《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同时该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历代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汉书·地理志》堪称历代地理著作之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就《汉书·地理志》的写作背景、内容及其价值作简要论述。     

汉唐地理志研究的新成果——评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

孔祥军新著《汉唐地理志考校》,对汉唐正史地理志及唐宋地理总志进行校理,纠文本之讹,正史文之谬,辑失佚之地志,探史志之史源,考其断代,辨其书例。在对地理志文献研究基础之上,孔氏考汉代三辅称谓沿革,盐、铁官之分布,新莽改亭之通例,北魏政区之沿革,并对隋代关官、水道和唐代诸渠进行了辑录和考察。本书以文献考校和政区地理研究为主,广涉经济地理、交通地理、军事地理、佛教地理等诸多领域,重视学术传承和演变,善用图、表的方式来明晰思路脉络,为汉唐地理研究之佳作。     

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简评

<正>由于资料不足,秦代政区的研究是不容易的。以前所依据的,主要还是《汉书·地理志》那样的文献,可是《地理志》主要说的是西汉晚期成帝元延、绥和间的政区与人口形势,不是秦代情况的直接记录。秦代短阼,相应地政区变化也就显得剧烈,历史的倏忽,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近年一些考古文物材料的发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     

从《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看宋代两个政区的建置沿革

一般考证历代政区建置都是直接利用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中的相关内容,但古地图在考证政区兴废沿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作者在对宋代政区的研究中发现,有些政区的建置沿革在《宋史·地理志》中表现得并不完全,当然这可从其他资料,比如文集中得到补充。但从某些地图中可以更加直接地获得较为可信的证明,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宋人税安礼所编《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最后一幅——《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该围包括正图与图说部分,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北宋政区的建置及其变化。本文欲以此图为例,来考证《宋代·地理志》所没有记载或未完…     

明清时期广东五邑地区政区变迁研究

广东五邑地区以潭江流域为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该地的政区边界却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从明代到清初顺治年间,为了应对以民变为首的地方政治危机,朝廷先后在潭江流域设置了恩平、新宁、开平三县。这些县级政区的边界大致与潭江流域的地理分界线重合,地理单元的独立性开始作用于政区划界中。清代雍乾年间,形成了新会、鹤山、新宁、开平、恩平五县分治潭江流域的格局。同时,随着新会县核心政区地位的巩固,流域内各县整合为一个统县政区的倾向开始加强,为后世潭江流域的政区整合奠定基础。明清时期潭江流域的政区变迁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地方政治局势在政区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简介

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早期以历史地理文献研究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期,谢承仁先生以十年之功,整理出清代历史地理学大家杨守敬文集,出版了《杨守敬集》,煌煌13巨册,该书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承续前志,郗志群教授对杨守敬及水经注也有深入研究,发表《水经注疏版本考》等多篇有影响力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宁可、郝春文教授著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是对中古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一个开创性成果。21世纪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者陆续关注中国中古社邑、中国古代荒政、中国古代战争、中国古代政区等涉及到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灾害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及历史政区地理等多个研究领域,并相继有系列学术成果奉献     

涉县林旺响堂石窟摩崖碑刻题记校释

本文通过考察、研究涉县林旺响堂石窟的历代摩崖碑刻题记,确证了北齐临水县治"松谷"位于今涉县固新镇,旁证了涉县复置的具体时间,可纠正《隋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中有关涉县复置时间和政区归属之误。     

简评《清代政区沿革综表》

沿革地理在我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溯源可上推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宋代以来,沿革地理日益发展,到了清代,这一学科的发展可以说达到日臻成熟的阶段。政区沿革是沿革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由于历代政区的建置沿革,头绪纷繁,变更甚多,需要简明扼要地用表的形式来表达,才便于检索查阅,因而在清代已出现了像陈芳绩的《历代地     

“皇居南迁”与东晋永和三年梁、益、荆三州政区边界调整

永和三年,桓温平蜀之后,东晋系统调整了梁、益、荆三州政区边界:通过将巴西、梓潼、宕渠三郡"配隶"益州,设立晋寿郡,使梁、益二州政区边界符合"山川形便"之势;通过将巴东郡移属荆州,以"犬牙交错"原则重新厘定了荆、益二州边界。东晋对于梁、益、荆三州边界的重新调整,导源于"皇居南迁"之后"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的政治地理形势。此次调整,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样定都建康、立国江左的南朝所继承。     

河流与政区:明清广西“府江”考辨

本文通过考辨前人有关"府江"得名缘由及其所指桂江河段的不同观点,从政区变迁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所在;"府江"或在元大德五年(1301)平乐府的设立后而逐渐得名;明前中期,官府以"府江"为名设置府江兵备道,"府江"的地理范围因府江兵备道的辖区而扩大到整条桂江河道,也因其辖区变迁而缩小至平乐府境内。至民国初年,平乐府被废,使得"府江"这一名称失去现实依据,"府江"因而改称"抚河"。广西"府江"得名及其地理范围的变化,当是河流自然地理、政区设置与人类地理认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区设置这一制度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或可为解析广西左、右江、浔江等河流名称的历史变迁提供一种思路。     

《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部分地名校补

《中国历史地图集》作为政区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由于历代地理与政区的变化复杂、文献记载的缺漏与歧异等原因而使该书存在着一定的疏误。不断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不仅可以提供各诸侯国疆域变迁的内容,还包含大量的县一级的地名资料,可以据此对《地图集》第一册“战国时期”所收录的地名资料进行补正。本文在纠正《地图集》的几处失误之外,还补充了120余个战国时期的县名,为研究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地理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