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东周时期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双耳铜罍

本文对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出土的双耳铜罍进行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铜罍的源流和产地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铜罍是受中原地区和"边缘"地区影响而产生的,而其产地均应为本地.     

皿方罍的流传追述及其价值

<正>2014年6月28日,湖南广播电视台为皿方罍器身回归举行了隆重的身盖合璧仪式,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三人亲自为皿方罍身、盖合一,分离了近百年的皿方罍器身与盖又团聚一起。皿方罍的回归,为海外文物回归创立了新的模式。相关情况皿方罍,器为方形,有盖。子母口,直颈,腹下收,圈足。器身一面正中上下排列牺首和兽首耳;一面有一牺     

安徽省东至县发现一件青铜罍

1986年8月,东至县文物管理所文物复查队在胜利乡胜利村征集到1件铜罍(图二)。经调查,这件铜罍是1975年开凿尧渡河时,在赤头段出土。铜罍高37.5、口径16厘米。侈口折沿,溜肩,鼓腹下收,短圈足。肩部有牛首形耳一对,腹下部有一牛首     

试论商周青铜器侧身牛纹

商周青铜器上的侧身牛纹有单首单身式和单首双身式两大类型。这种纹饰起源于殷商时期商朝统治区,是商文化的产物之一,西周初年向西传入陕西关中并以此为中心向南传入长江中上游的汉中盆地、四川盆地、汉东地区。彭县、汉中、随州、喀左出土的几件侧身牛纹罍皆来自同一产地——"关中青铜器铸造中心"。侧身牛纹传播特点的根源是商周之际政治格局变化所引起的中原地区青铜文化中心的西移以及周初分封移民和"班赐宗彝"。     

试析台西铜匕及其相关问题

河北藁城台西遗址M112出土的一件兽首铜匕,是目前唯一一件早于晚商的柄端带兽首器物。这件铜匕对探究晚商时期北方地带兽首类器物的起源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台西铜匕的形制做了仔细分析,并对与之相关的来源、出土单位以及出现的背景做了讨论。     

中原地区封土起源再研究

中原地区封土由江南土墩墓和中原墓上建筑两大传统相互碰撞、融合而成。隆起的封土因素来源于江南土墩墓,春秋早期传入淮河流域,春秋战国之际传入中原腹地。中原地区自商周以来流行墓上建筑传统,封土与之并无直接渊源关系,但墓上建筑外形、夯筑方式、结构植入到外来的封土之中,形成了层层夯筑的方形封土传统。战国中晚期,封土与墓上建筑传统进一步结合,形成了在高大坟丘上建筑的新葬俗。中原地区封土的形成体现了春秋、战国以来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的使用方法

青铜尊、罍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数量最多的容器类青铜器。通过对尊、罍内部遗物和祭祀坑内其他相关出土物的分析,进而与同时期的中原殷商文化、同区域的成都平原其他文化,分别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可推断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尊、罍并不作为酒器使用,应是祭祀礼器。其使用方法之一就是让人将尊顶在头上向神灵献祭,而献祭物品就是海贝、象牙珠等从其他地区贸易交换来的珍贵物品。三星堆遗址先民虽然有使用一些与中原地区器型相似的器物,但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使用方法会有所不同,这在年代更晚的滇文化中也有类似现象可以佐证。     

论青铜小口折肩尊与无耳折肩罍的定名

青铜小口折肩尊与无耳折肩罍的定名分歧长期困扰学术界。青铜小口折肩尊、罍分别在不同时期从陶小口折肩尊、罍仿制而来,从源头上就决定了两者形制差别明显。就演变轨迹而言,铜小口折肩尊与铜罍各自独立发展,并不存在更替关系。青铜小口折肩尊、罍在体量上差别明显,装饰风格也大有不同。青铜小口折肩尊的定名才是允当的。     

罍、缶辨正

在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罍和缶是常见的铜礼器,其名称与文化属性显然有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由于二者器形相近,在一些考古报导或论文中常常出现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主要是往往把缶误称为罍.兹举近几年来数例如下:1977年第3期《文物》报导湖南湘乡墓葬中出土的铜器,简报将缶称为罍.     

汉、唐、清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研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民族迁徙交往的大舞台。古代新疆就与中原地区存在着相当规模的文化交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汉朝、唐朝和清朝。这些时期中原王朝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加强边疆治理,使得中原文化在边疆广为传播,与此同时西域各民族文化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这些交流现象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孕育发展着的交往与联系构成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过程中的一部分,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     

商周蜀地青铜尊、罍器用相关问题考述

商周蜀地由尊至罍的转变以至列罍礼器组合的使用,在器物形制、装饰风格以及器物组合等方面与中原地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受到克商胜利这一重要时代背景的强烈影响。原地处殷周之间曾受到商人强烈影响的东方族群在翦商联盟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对青铜罍这种带有本族特色之礼器的重视与摆脱"安阳"约束的时代风貌相结合,从而使高浮雕装饰的青铜罍出现在蜀地,最终成为先秦时代蜀人上层贵族提高自身威望的核心礼器。     

安徽寿县汉墓铜翼兽及相关器物的年代探讨

战国时期有翼神兽从西方传入中国,汉代中国境内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逐渐增多,并沿着自己特有的演变轨迹,形成了从半匍匐状的龙变成行走状的辟邪的发展序列,但其中存在一些缺环寿县汉墓出土的有翼神兽造型器物,不仅弥补西汉早中期到东汉晚期翼兽形制演变的年代缺环,也为国内外几件馆藏铜翼兽形筒座的年代判断提供重要参考。     

王尧礼：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教育发展

在中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入贵州主要依靠儒学教育,但贵州的儒学教育却比中原地区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武陟县出土三件商代青铜器

1981年5月,河南武陟县宁郭村供销社废品收购部收到1件铜罍。经我馆调查,铜罍出土于武陟县城西20公里的宁郭村北500米处,距地表深1.5米左右。与此器同出的还有铜鼎、斝各1件。介绍如下。     

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分区与源流

东北地区直銎铜斧分布地域广泛,形式多样,本文对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形制演变、区域特征、文化性质进行了讨论。以此为基础,通过东北诸区之间以及与中原地区、内蒙古长城地带、朝鲜半岛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之间的比较及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探讨。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X-CT技术透视皿方罍制作工艺

为了更全面地探讨皿方罍的制作工艺,特别是从细认知商周时期青铜器工艺特征,本文应用X-CT无损检测方法,重点分析了罍盖钮内盲芯制作技术,罍身附件的连接结构,及加强筋设置特征。结果显示,根据功能不同,盲芯自带芯撑可分为承持芯撑和定位芯撑;耳、鋬、兽首等附件的铸接结构,根据实际用途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罍上多处设置了隐蔽的加强筋。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商周青铜器的盲芯技术、铸接技术及加强筋设置技术,认为商周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技术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技术特征,体现了古代青铜器制作技术传承的稳定性及技术发展的趋同性。     

伯椃虘簋之再发现

1978年12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在通县物资回收公司征集到一件残铜簋,残缺约五分之一,腹内铭文也部分残缺。以后在通县城关收购站协助下,找到了这件铜簋的一些残片,使全器得以复原。现此器已经北京市美术公司修复,藏于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图版陆:2;图一)。复原后的铜簋通高21、腹深13、口径22、腹径26厘米,缺盖。兽首形双耳,耳下附珥。圈足下附三足。口沿饰窃曲纹八组,腹饰瓦纹六周,圈足饰垂鳞纹,足上端饰兽首,足根作三瓣卷曲兽足形。腹内铭文五行     

馆藏铜器介绍

最近几年来,在楚都纪南城以西的沮漳河流域的当阳境内,在一些古遗址、古墓葬中相继出土了一些商周铜器,这些铜器的时代有早有晚,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楚国铜器和暂时不能确认国别的铜器。这批铜器对楚文化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现将这些零星发现的铜器分述如下: 一、铜罍1978年,在宜都王家渡遗址出土一铜罍,由社员上交废品收购站,后来宜都文化馆的同志从收购站收集,保存于宜都文化馆,现     

“一人双兽”母题艺术传播论

通过对西亚、中亚、中原地区发现的有关“一人双兽”母题艺术案例的分析,对其产生的时间、传播、内涵均提出较深入的观点。认为这一母题的艺术形式最早从小亚细亚向地中海周边传播,进而向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渗透,最终影响了中亚和中国中原地区。得出的结论包括：其一,将女神崇拜与野兽结合起来共同表现并形成一种范式,至少在距今7000年已经形成;其二,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与龙虎座图像与该母题有关;其三,欧亚大陆通过相邻地域之间的互动最终实现远距离的联系,“一人双兽”造型样式的传播证明这种联系始于人类文明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