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贴金画彩石刻造象

1959年7月,西安市建设局在城东北隅外五百米处修下水道时,发现十尊贴金画彩石刻造象。即由西安市文管会进行清理,同年11月移交陕西省博物馆。这批造象除两尊为青石外,余均是白石雕刻,石质细致颇似所谓蓝田汉玉。这些造象同出于口径为一米的圆形窖穴中,距地面深约十米。出土时相互叠压,因而大多残伤。依造象的形制可分为     

郑州明代南陵庄裕王墓石刻调查简报

明初,太祖分封诸子,镇守各地,成祖胞弟朱橚初封吴王,后封周王,就藩开封。南陵王为明周悼王第九子,其墓葬早年简单清理,2004年又进行发掘。先后清理出土汉白玉武官、文官各一件,青石武士、文臣各一件,石羊一件,石马两件,石碑三通和碑座,墓志盖两块,墓志一块,残墓志一块,玉带牌饰3块,铜饰件1件,铜钱若干。其中出土碑刻和石刻具有很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文博简讯

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保存着四尊北魏石刻造象和两块石碑:"双丈八碑",龙泉寺志碑。大石象高约6米,小石象高约3米。石象造型优美,雕刻技法纯熟,雕刻的衣纹细     

《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象》释文补正

《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郑州市发现两批北朝石刻造象》一文中介绍了六件北魏至北齐的造象。其中三件造象题铭的释文中存在一些问题。现试加补正于下:1.正光二年扈豚造象:原释文:大魏正光二年岁次辛丑,七月丁西二日戊戍。清信士佛弟子扈脲为家口造石象一(土区)(躯),合门大小(,)二生龙天(,)逢遇如来,悟落三途(,)速令解脱,因缘眷属(,)恒会善居,所求如愿愿从心。(括弧内标点系笔者补加,下同。)补正:造象主姓名应作扈豚,汉代至南     

晋宁石寨山出土有关奴隶社会的文物

晋宁石寨山墓葬到現在已經发掘了三次,共清理墓葬三十四座,出土文物近四千件,而以第二次的出土物为最多,正式报告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第一次发掘报告里,我們曾推測墓葬群的年代約自战国末至西汉末年(見考古学报1956年1期)。在第二、三次发掘中进一步得到証明,如第三次发掘貴妇人大墓一座,出土漆器較多,有漆奩二套,与长沙出土漆奩很相似,又第二次发掘中出土半两錢、五銖钱、西汉鏡較多,而均无东汉器物。現将一部分方物图片介绍出来,并把我們对这些文物的看法,一并写出,意見很不成熟,希望同志們指正。     

甘肅武威縣大(土冬)附近的兩个新石器時代遺址

大(土冬)在武威东南約八十多里、古浪西北約三十多里之处,是蘭新鉄路經过的地區之一。蘭新鉄路文物清理組在一九五四年一二月後,鉄路工程未動工前,曾实地勘查过一次,因地表古代遺物甚少,結果未發現什麽情况。七月中,該地施工期間,掘開了兩个同一時代的遺址,当時因联系不够緊密,土方工程的進程又飛速,不及对此兩处遺址作詳細的清理。本文介紹的祇是就断崖观察的現象及出土物的概况,提供一點材料,給研究河西走廊古代文化者参考。     

隋刻《重修定州七帝寺记》

造象题记是北朝石刻文字之一大宗,今存世拓本以数千种计。其中又分造象、造塔、造窟、造寺等类别,制作精粗不同。就内容而言,有三言两语,仅发愿祈祷之词,鄙俚不经;有长篇累牍,皆浮靡虚妄之文,     

刘根造象

刘根造象,现藏河南省博物馆。它是北朝佛教石刻艺术中的一件佳品。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说:此石系“清光绪年间洛阳城东故洛城内韩旗屯掘得之”,后被开封     

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两件舍利塔

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两件舍利塔刘福珍净众院塔基位于定州城内慕容陵南面。１９６９年冬,由当地农民石中文发现,定州市博物馆业务人员刘殿庚、陈献增等同志前往清理。出土石刻九件,塔是其中的二件,现分述如下：舍利塔通高１１８．４、座长４１、宽３９厘米。由四块白...     

西夏木板画

1977年以来甘肃省武威上县西郊林场发现了几座西夏墓葬,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其中葬于西夏天庆七年(公元1200年)的二号墓出土了二十九块木板画。1-7,封三1-5),三号墓清理出二块木板画,(图8、9),更为珍贵,是西夏绘画艺术的珍品,是研究西夏社会生活和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在西夏考古工作中尚属罕见。     

辽阳东京城发现满汉文石刻门额

阳东京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现城垣已颓圮,仅存南大门(天祐门)。解放后,我们对该城进行调查和清理时,在门址墙根下发掘出三块满汉文石刻门额。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东京城门的故称,也为研究后金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三块石刻门额均呈长方形。其中满文门额长1.5、宽0.7米,以绿色砂岩镌刻,背面     

遼陽三道壕發現的晉代墓葬

东北文物工作隊今年六月上旬在三道壕發掘了一羣晉代墓,其中三座石槨墓較为典型。茲將清理情况介紹如下: 一、墓羣位置和保存情况三道壕是遼陽市北郊一个小屯子,距离城區約五里,墓羣就在三道壕屯北一里許的窯業二場採土場西北角,这一帶     

岳池代家坟古墓群发掘简报

达尔曼制药厂在岳池施工建设时发现古墓群,经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土宋,明时代物十余件。其中宋代墓室石刻精美,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为研究古代石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常乐寺出土“开元”造像

<正> 常乐寺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和村镇东鼓山脚下,为著名的北响堂后密附属建筑。始建于北齐文宣帝时期(551—559),其后历代兴盛不衰。1947年被毁。现仅存白塔及废墟。 1960年以来,常乐寺遗址不断出土石刻造像,1979年,邯郸市及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联合进行了清理,出土了大批唐代造像残体。其后几年仍断断续续有造像出土,其中不乏成型之作。尤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件     

介绍两件北朝道教石造象

历来出土的佛教造象很多,但是有关道教的造象却较少。现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两件北朝道教石造象(文化部文物局于1959年拨交),介绍如下: 隆绪元年王阿善造象(页5下图) 隆绪是萧宝夤的年号,萧宝夤是齐明帝萧鸾第六子,字智亮,封鄱阳王。在神龟中,曾出任雍州刺史。后因受朝廷疑阻,遂反。僣号称隆绪,仅二年。按隆绪元年即北魏孝明帝(元诩)孝昌三年(公元527年)。由于隆绪只有二年,所以这一时期的石造象,非常少见。这件造象高27.8厘米,宽27.5厘米,青灰色砂石,石质略显粗糙,但尚坚固,制     

中国古代石刻的存留状况(二)

<正> 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政权更迭最频繁的一个时期。由于战乱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中原,西方文化思想的东渐(尤其是佛教文化的东渐),这一切造成了空前的文化思想交流,使得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极为活跃的一个阶段。作为文化思想的一种具体代表,石刻在这一时期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很多种新的石刻种类,象墓志、造象、刻经、题名等等,都正在蓬勃兴起或者固定成型,演化成石刻中的大宗。石刻文字形体的变异,也以此一阶段为最甚。     

泰山岱庙出土石刻画中所见的童戏图

2001年8月,在修复岱庙西城墙马道时出土了6件刻有双面画的刻石。经专业人员清理,计有刻图14帧,内容包括《捶丸图》、《踢瓶图》、《戏鼓图》、《狮戏图》、《双鹿图》、《双羊图》等。石刻画为剔地起突,形象造型浑厚朴实。其中的《捶丸图》、《踢瓶图》、《戏鼓图》为人物图(人物均为儿童)。据初步考证,这部分石刻本来是一种石护栏(单钩栏)的构件,后因故拆除后被垒砌在了马道的底部。据出土时的地层关系及钩栏的形制特征看,为宋代遗物1。也就是说,石刻画所反映的内容是宋时儿童戏耍的情景。在宋代的古文献中,常有对儿童戏耍的文字描写,但形…     

司母戊大鼎的合金成分及其鑄造技术的初步研究

1939年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通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寬78厘米,是我国出土铜器中最大的一件。从鼎的形制花紋風格看,应为殷代晚期(公元前1200—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作品。为了研究这件大鼎的鑄造技术与合金成分,我們在参考了有关資料,征求了一些专家与技术工人(特别是参加过該鼎的修复工作的同志)的意见,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后,試作以下的初步探討: 一鑄造工艺过程的推测据我們的初步观察,由于这件鼎的形体較大,需要的金属較多,所以在鑄造上需要一些特別的措施才可以順利地完成。我們推測这件大鼎是采用組芯的造型方法,即用很多泥芯組合起来的办法鑄造的(泥芯又称內胎或內范)。鑄造的过程是:     

耀县加强对“药王山石刻”等全国重点文物的保护工作

陕西耀县近两年来对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药王山石刻"进行了维修,并将其所属范围内的八十三通北魏以来造象碑石,于1972年8月从县城内搬迁到药王山石刻聚集处,与山上其它所有石刻集中在一起,加强保护管理。搬迁到药王山的造象碑石,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等朝代的作品。其中有年代可考的六十余通。这批碑石是耀县人民与文物爱好者从清朝光绪末年就开始搜集的。大家从县城周围的寺庙、村堡、河滩发现这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碑,便逐渐移置到县城内集存起来,曾命名为"耀县碑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不断遭到破坏。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下,县文化馆建立碑廊二十四间,将原碑石移入廊内陈列。耀县造象碑石虽然其内容反映了浓厚的迷信思想,但它是有名的北朝佛教艺术品。如北魏始光元年"魏文朗造象碑",为魏太武帝灭佛前的遗物,是研究当时佛教艺术的重要资料。又如北魏太和二十年"姚伯多造象碑",由于雕法古朴浑厚,书法劲健有     

河北迁安发现辽代石刻

2006年5月,迁安市文物管理所接到迁安镇西夹河村出土石刻的报告,遂对出土地点进行了调查和清理发掘,出土了经幢、石碑、石臼、钱币等文物。出土的经幢体量之大在冀东地区实属罕见,这是迁安首次发现有纪年的辽代安喜县遗物,无疑为研究当地的历史与滦河河道变迁及辽代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