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雍正钱的铸局和基本版式

<正>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冬,清圣祖玄烨病故,四子胤禛继位,次年启立新年号"雍正"。雍正帝登基后,开始对全国的铸钱局进行整顿,将过去的省局、镇局、府局、州局,统一规定为各省只准设立一个钱局,裁撤多余的钱局。"以后各省铸钱,俱将宝字为首,次铸各本省一字"。从此将各省钱局的命名、制钱的形制统一到规定的固定模式。"雍正通宝"为清世宗雍正年间(1723-1735年)所铸之制钱。面文楷书直读;背文一律采用满文记局,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记局满文。"雍正通     

20世纪20年代中日关系的一个侧面: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苏、湘两省米粮弛禁之争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基于救灾恤邻的立场对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援助和赈济。日本驻华公使为弥补日本国内米粮的不足,向中国政府提出开弛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及各处的米禁,以便米谷出口至日本。江苏和湖南两省为当时中国的两个产粮大省,日本米谷的目标进口地亦主要是此两处地方。苏省民众对于赈济日灾并无异议,但对于开弛米禁则一边倒的反对,最终江苏并没有开放米禁。日本其后不得已转向湖南购运米粮,虽也遭遇了阻力,但并未像在江苏那样遭遇到大范围的反对,日本最终在湖南未能如愿购粮赴日,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于英国和北京政府。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中国内部的米粮弛禁之争既是彼时中日外交的一个侧面,也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     

孙中山暂缓设立正式政府

1924年元旦刚过,孙中山于4日召集文武大员60余人至大本营开会,议决设立正式政府。 此前,孙中山为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相对抗,坚持革命事业,在广州三度组织政府。第一次是1917年9月大元帅制的军     

关于元浮梁磁局若干问题的补充

通过对元代造作制度的分析可知,浮梁磁局设立于至元十五年(1278),其初衷仅是烧造御用瓷以及部分中央机构用瓷,而磁局中大使、副使的主要职责是监临制瓷工匠的造作流程,即充当"监工官",将元泰定前后所烧造瓷器的形式进行比较可知,泰定年间浮梁磁局已被裁撤,改由饶州路总管府承办地方官窑烧造贡瓷。此外,现有考古发掘资料并不足以证明浮梁磁局和官窑的关系,既不能证明磁局是从事具体瓷器烧造事务的官窑作坊,也不能证明其是官窑的管理机构,二者间关系如何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     

清末广西铜元局设立裁撤时间小考

正清末光绪二十六年(1900)始,全国各个省局纷纷开建新厂铸造机制铜元,铸行"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其中广西省造"光绪元宝"当十铜元因其传世量极其稀少,历来被钱币界视为晚清铜币的大珍之一。关于广西省造"光绪元宝"当十铜元的真伪及其铸造地,已有不少泉家加以考证[1-3],虽莫衷一是,然而不论广西省造"光绪元宝"当十铜元是否为国外铸造的样币还是由国内广东省局代铸的样币,广西铜元局确实奉旨成立过。本文拟从晚清至民国一些历史文献中,考证广西铜元局设立和裁撤时间,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清代阿克苏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一

一阿克苏局的设立及其铸钱 (一)阿克苏局的设立 阿克苏铸钱局是在叶尔羌局设立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立的,它是清政府在新疆设立的第二个铸钱局.因叶尔羌本地不产铜,当初设立叶尔羌局主要是为收缴并销毁原准噶尔普尔钱,即所谓"叶尔羌铸局为销毁原钱计".     

万里茶道对汉口的影响及其建筑遗存

正汉口自明成化年间以来,便因其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商业重镇,并借助淮盐、米粮以及茶叶商业贸易,从"一沙洲"跃升为明末清初的"四镇之首",清中叶的"天下四聚之一",20世纪初的"东洋芝加哥"。淮盐与米粮二者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政府取消专卖权等原因而在嘉道年间贸易势头不继,但茶叶从晚明以来直至20世纪初一直是汉口在国际贸易中的最大宗商品,成为支撑汉口发展的最大支柱。"万里茶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问题研究(1912-1916)

北京政府着力整顿各省官银钱号,其措施主要为限制与取缔其纸币发行权,设立监理官,将官银钱号改组为省银行,中央设平市官钱局,移交经理金库业务等。对官银钱号的整顿,反映了北京政府统一币制与财政的决心,也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强化中央金融体制、推进金融制度现代化的决心,显示其统治力向全国各地的推进过程,一些政策影响深远。但是随着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造成政局动荡,一些措施无法持续深入,加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了对各省官银钱号的整顿始兴终败。     

近代安徽米粮经纪业述论

米粮经纪业是近代安徽米粮交易不可或缺的主体。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分为代表买卖双方的买卖行、代表卖方的卖行和代表买方的买行;米粮交易程序也因而有异。近代安徽米粮经纪行的数量总体颇多,但也因米粮贸易的兴衰而有所变动。各地米粮经纪行规模各异,在内部结构和经营内容方面也相应地有所不同。米粮经纪业通过血缘、业缘和地缘建立起商业信息网络和较为稳定的商务关系网络,成为皖米市场网络的"神经中枢"。     

俄罗斯馆

俄罗斯馆是我国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区别于另一所俄罗斯馆,它是专门为培养八旗子弟学习、翻译俄语而设立,自创办之初到最终裁撤,历时一百五十四年,俄罗斯馆的发展为清政府的文书翻译和中俄交涉,以及当代俄语教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后来同文馆的设立提供了范本,历来受到清政府及统治者的重视。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民国北京政府海界划分问题考察 ——以海界委员会为中心

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首批中国留美幼童被中途召回之原因分析

首批中国留美幼童被中途召回的原因,除清政府经费短缺、幼童“洋化”令政府不能容忍外,主要有：驻美肆业局委员吴子登不断向国内反映留美幼童“离经叛道”,并力主裁撤肄业局;李鸿章屈服于保守派的压力,未能峰持幼童留关事业“善始图终”;首任驻美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因个人私利推动清政府中途撤回留学生;热心幼童留美事业的容闳处境尴尬,对清政府幼童留美事业的决策无多大影响力;清政府的顽鄙守旧等。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第二,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上海造币厂设立的前前后后

民国政府在1912年设立了币制委员会,研究币制改革。民国三年(1914年)3月6日的《币制局简章》规定设置币制局,12月27日裁撤。民国七年(1918年)8月10日公布《币制局官制》复设币制局,直属国务院。币制局的职权包括监督全国造币厂,监督中国和国民银行发行券,监督、整理各省官银钱号,筹办其它关于币制事项。次年4月18日,财政部、币制局会呈大总统文中已经谈到整理币制,先从统一大银元入手,“熔旧铸新既颇著成绩,铸成之新币各省一律通用,其势骎盛”,“从前各厂铸造之     

赣州卫的设立对明代赣州社会的影响

明初为巩固政权于各州县建立卫所制度。当时江西有三卫,赣州居其一。赣州卫的设立对赣州城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明政府设置赣州卫的原因,并试从平乱、屯田、漕运、语言文化这几个角度来分析赣州卫的设立对赣州城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台北“国史馆”现存民国档案概述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的1912年3月,孙中山先生即同意设立国史院,后因政府迁北京而中辍。是年10月,北京政府决定成立国史馆,其后,又中断停顿。直至1940年2月1日国民政府才在重庆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着手征集与编史有关的档案资料。1947年1月国史馆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以张继为馆长,直隶国民政府。至此,国史馆征集典藏了可观的民国档案。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时,这些档案人都留存大陆,为人民政府所接收,     

秦汉秘祝源流考论

秘祝是秦及西汉初期负责为君主移过消灾的祝官,通常以"移过于下"的方式履行其职能。"移过于下"是一种转嫁灾祸巫术,虽然秘祝之官晚出,但秘祝这种"嫁祸于人"的方法却起源甚早。本文以转嫁灾祸巫术为线索,深入研究秘祝的起源,并对秘祝的设立与裁撤、秘祝之法的流变等问题进行考察。     

民初北京政府设立各省国税厅筹备处研究

各省设立国税厅筹备处是民初北京政府恢复财政秩序,解决竭蹶财局,同时建立新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尽管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与阻碍,各省国税厅筹备处于1913年中期多已初具规模,各项税收交接与整理事宜亦在有序进行。赣宁之役后,随着国税厅筹备处职权的扩充,各省国税整理取得相当进展,其权限问题却愈发凸显。焦灼的财政状况与成效甚微的制度建设使北京政府很快转向晚清的摊派思路,在全面规复旧额的前提下对各省实行包办,无形中却促使省集权得到巩固。于革命更始之际的此一财政改革成为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