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考

程颢、程颐祖先可靠的世系是从五代开始的,与徽州程氏的联系相当模糊。从宋代开始,徽州学者和程氏宗族为证明二程为徽州程氏所出,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考证与谱牒编纂工作,但没有得出为众所公认的结论。二程后裔自宋末南迁后,逐渐与徽州程氏建立了密切联系,但直到明代晚期,在徽州程氏强盛而二程后裔衰微的情况下,二程后裔开始承认祖先为徽州程氏所出,并以此编纂族谱。这为明清时期徽州程朱阙里的创建提供了重要基础。二程家族与徽州关系的变迁历程,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建家族早期历史的生动体现。     

《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评介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社会控制》）,该书系徽州宗族史、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拓展了明清徽州乡村社会史研究新领域。     

《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评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蔚然兴起,徽学研究领域日益得以拓展,研究成果不断推出。日前,捧读刘道胜所著《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研究》）,该著即是以明清徽州宗族文书为中心,采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解读文书的形式,阐释文书的内涵,对徽州宗族文书作出分类考察,进而揭示徽州宗族的各种社会关系,这是一部首次系统利用文书资料研究徽州宗族之作。     

徽州的家族文献与宗族文化--以歙县吴氏《冲山家乘》为中心

徽州家族文献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修谱以家族文献为依据.家族文献从多方面反映了宗族文化的内涵.南宋以降,精英学者关注宗族文化,把确立始迁祖作为宗族文化构建的基点;保护祖墓与生态伦理观念相关联;聚族而居的村落景观具有独特的文化品质.在徽州,不仅家族精英的文献得以传世,即普通族人的著述亦被录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普及与深入.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

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陈柯云历史上,宗族制度和宗族思想,对徽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等诸方面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因此对明清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状况做一深入的探讨,是很必要的。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徽州宗族对乡村的统治不断加强的...     

徽州宗族历史的建构与冲突——以黄墩叙事为中心

徽州宗族迁徙史上普遍存在"始迁黄墩"的记载,而"篁墩"之称则始于程敏政.此类记载更多的是传说,而非史实,其实质是徽州宗族为建构自身历史而作出的叙事.围绕这一叙事,引发了诸多矛盾和冲突,各宗族为消解冲突而不懈努力.对黄墩叙事的研究,具备方法论与历史观的双重价值,可以成为打开徽州宗族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明代徽州宗族精英与祠堂制度的形成

明代徽州祠堂大规模地兴起,宗族精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徽州祠堂制度的形成是祠堂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过程,它突破了古典宗法制以及朱子《家礼》的束缚,包容和反映明代中期前后的社会分化和亲属关系的演变,从而吸引宗族精英主导祠堂建设,推动了明代徽州祠堂及宗族组织的兴起。     

论明清徽州宗族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

明清时代,徽州经济文化发达,宗族发展到鼎盛阶段。聚族而居的宗族村落已经遍布徽州全境,徽州宗族对村落内宗族成员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别具特色。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主要通过对农村思想道德、社会舆论、农村习俗、宗教信仰等的控制,实现了对徽州农村思想文化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胡适与西方进化论

进化论在中国社会形成的普遍影响,胡适本人未能幸免。但是,他又表现出与进化论传播的一般形态有别。这是因为他主要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此种情况表明,外来学说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必须注意两对矛盾统一的关系：一是语言层次的接受与理解层次的关系;二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唐“胡部”乐考——兼及胡部与词体的关系

唐“胡部”乐是产生于初盛唐而盛行于中晚唐五代的一个新乐部,与“胡乐”并非一事。其音乐风格来自西凉乐,是西凉乐部在唐代各民族音乐文化交流中融会发展而产生的;胡部立于乐部时间较晚,其乐器以丝竹为主,有歌有舞,亦有坐部、立部之分。胡部在唐代尤其是中晚唐的盛行对研究唐代文学及词体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以上分析,论文从实证角度考察并指出了唐墓室壁画及敦煌石窟壁画中有关胡部乐的伎乐壁画。     

胡适与善后会议

胡适出席善后会议,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对于这样一件小事,胡适本人却讳莫如深,后世论者亦涉猎不多。本文试对胡适出席善后会议的动机及其在善后会议中的活动作一客观的论述。     

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探讨和文件起草工作--<胡乔木书信集>简介(节选)

《胡乔木书信集》是《乔木文丛》的又一重要结集。今年 6月 1日是胡乔木诞辰 90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时候出版有着纪念意义。书信集共收录胡乔木自 1945年春至 1992年秋他去世前夕的 43 5封信 ,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这些信件 ,绝大部分是从档案中近 70 0 0多封胡乔木来往书信 (胡乔木所写的信约 10 0 0多封 )中淘出 ,少数是从胡乔木的亲友、秘书提供的信件中挑选的 ;绝大部分是根据胡乔木的手稿 ,一部分是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铅印件、公开出版物或胡乔木秘书的手抄件。如果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 ,此前的信件有 13 1封 ,约占 3 0 % ;此后的信件…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怀念

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     

南京政府时期胡汉民的反腐败思想

作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以其政治家的眼光和清廉的德操,坚决反对国民党1927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即已滋长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他的关于廉洁政府、澄清吏治、守法养廉和司法公平的思想至今仍然颇有意义。     

泥与火 手与心

<正>认识第一把壶,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父亲喜欢喝茶,虽然不知茶叶的许多繁冗讲究,但知道哪种茶叶是最适合自己的,也知道用什么样的壶泡茶会有好的味道。手持一把壶,游走在宿舍大院中,这是父亲留给我的一个记忆,也是我对壶的记忆。长大以后,做过六年茶叶生意,也渐渐接触了不少器型的壶,但它们大多数产自宜兴和景德镇。偶然的机会,走进平定,结识了平定的张宏亮,才知道了山西的砂壶。     

胡床考——附《胡床考》补遗

通过对传统坐姿进行区分,确认垂脚踞坐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坐姿。胡床由东汉灵帝时传入中国,魏晋渐盛,隋唐在民间普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不仅使用地点与床、榻有别,而且取独坐和踞坐为坐姿。1世纪前后胡床传入日本,传入途径可能并非由中国,而是直接通过东胡输入。宋人名胡床为交椅,故推想胡床为交腿折叠椅,初为革面,后改绳面,因而北朝、唐也称绳床,且可能带有靠背。折叠椅早于固定椅子由西方舶来中国,是因为游牧民族尚其便利,并由其传入中国。《补遗》根据胡三省所记元时实物定绳床为固定扶手靠背椅,胡床为折叠马扎,而板制固定椅子后出,仍袭用胡床的旧称——绳床为名。     

胡适与国民党关系述论

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也是“胡适学”的重点问题。从胡适与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同盟会接触到1949年,两的关系历程大致可分为早期交往、《新月》时期、《独立评论》时期、驻美大使时期、任北大校长时期,其间既有友好合作,又有矛盾冲突。胡适政治思想的两个基本理念,即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能否实现,是胡适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基本准则。     

胡安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略论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其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他一生不畏权贵．个性鲜明。其政治思想多秉承春秋大义,主张尊王攘夷、尊君抑臣;反对对金和议,关心国家命运;反对朋党,主张树立正常的用人风气;与秦桧一度关系密切,但贤奸迥异,本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