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考官·学政——试论洪亮吉的科举人生

洪亮吉十四岁学习写作八股文,开始科名之争。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了三十多年,四十五岁成进士,两年后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四十八岁奉命视学贵州。从其考生、考官、学政的经历可以管窥乾嘉年间科场实况,这对于研究乾嘉年间的科举制度有很大的认知价值,亦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士子心态与社会风气。     

时文熟 榜头立——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实践

时文阅读贯穿明代士子举业生涯的始终,成为他们应对科举考试普遍而有效的方式。时文阅读的意义在于比较快速、有效地获得关于时文的基本知识,把握文风之变,掌握写作技巧,提高写作水平。有明一代,出现了众多的时文大家和时文读本,积累了关于时文阅读的丰富知识,如熟读墨卷、究心时文评点都是时文阅读的要诀。由于明代社会变迁,前后文风迥异,阅读时文既要揣摩谋篇布局、破承收结,更要揣摩文风之变,随时调整时文阅读的趣味与文本,以便趋新求异,科场取胜。实际上,明代士子的时文阅读兴趣经历了由"从先进"到"法后贤"的变化。透过明代士子时文阅读史,还可以看到时文场域内的明朝官方、士子、出版商和非正统思想等多种权力关系的交织及其对士子时文阅读的影响。     

东南互保之余波:朝臣与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

庚子事变后,辛丑乡试开科问题曾是朝野关注的热点之一。慈禧太后和朝臣为固结士心并提振权威,希望举行乡试。而正在酝酿改科举的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鉴于科举新章来不及在辛丑乡试中实施,担心再考八股旧科举,不仅会拖延落实作为新政首务的科举改章,甚至会影响兴学堂等新政次第展开,故奏请辛丑乡试展期一年。尽管张百熙在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等朝臣支持下,激烈奏驳东南督抚,力主辛丑乡试不可再展,但刘坤一、张之洞既向清廷重申己见,又对各省串联施压,仍坚持乡试展期。经过多回合明争暗斗,最终西南、西北等省按期举行乡试,东南各省展期一年,引发士绅舆论颇多争议。此次论争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同时说明清廷决策受到东南督抚严重限制,刘坤一、张之洞的举动实为东南互保的延续。     

纸墨飘香——浅谈纸质书籍设计的形态美

从造纸术发明至今,飘着油墨清香的纸质书籍已经陪伴了我们千年之久。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随着电子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大量普及,电子书籍出现了,成为人们阅读的一种新的方式。然而纸质书籍并没有因为电子书籍的迅速发展而衰落,而是以它独有的形态展现出惊人的美。     

浅析近代乡村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以南方乡村士子朱峙三为实例

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

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清代的书籍与阅读

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那么书籍无疑是这场对话最重要的媒介。1958年法国年鉴派学者费弗尔与其学生吕尔坦的经典之作《印刷书的诞生》出版,开启了书籍的全新生命史,书中称印本革命为“变革的推手”,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各国语文的进程;而书籍真正生命的完成需要阅读来浇灌,正是阅读赋予了那薄薄的纸张一片片灵魂,阅读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中国古代有“书香门第”、     

晚清中国西学书籍的流通——略论《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

晚清西学知识的传播在“知识复制”上呈现出多种形态,是考察晚清书籍史需特别重视的环节。这襄期望结合《万国公法》及“公法”的“知识复制”,以揭示晚清西学书籍在流通上所展现的特质。通过各种“类书”、“提要”的方式对各种书籍进行选择,是晚清较为流行的方式,而书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阅读,往往与斯时的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在晚清不得不提及的即是科举改制的影响。此外,就知识传播来说,还不可忽略作为新型媒介的报章发挥的重要影响。对这些因素略加分析,对把握晚清中国西学知识的传播所呈现的特质,不无裨益。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     

辽朝科举与辟召

辽朝前半期官员入仕的主要途径有恩荫、流外和辟召,尤其藩镇辟召、奏荐州县官幕职官广泛流行,估计有许多汉人由此途径担任地方官,从而确保了各级机构所需要的官僚数。因此,可知辽朝的藩镇应具有与唐朝后半期和五代时期藩镇相同的人事权,即这一时期朝廷的人事权受到一定的限制。辽朝后半期确立科举制度之后,朝廷通过任命新取进士为地方官,逐渐将藩镇的用人权收归中央。因此,辟召任官的现象明显减少。可以说辽朝通过采用科举制度实现对汉地的深入统治。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若干问题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时人存在种种不同的评说。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考试名目应为官考试还是公务员考试;考试性质是资格考试还是任用考试;考试原则是考试党化还是人才主义;应否对公职候选人进行考试;考试录取是凭录取还是分区定额;考试方法是论考试还是新式测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处理,致使该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存在许多缺憾。     

皇权与科举——明清恩诏科举广额考论

恩诏广额是明清科举考试中因皇帝特恩增加录取的一次性扩招名额。与生员学额和乡会试中额等逐渐成型的定额不同,恩诏广额是介于成型制度、习惯性规则和统治者的自由裁量之间的问题,显示了君主制与科举制的互动。本文旨在考察明清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原委及其具体实施和调整状况,以及背后因应的重大历史事件,概括恩诏广额的常例、定额和类型,探究明清两朝恩诏科举广额制度的异同与演变,以为进一步探讨明清科举制度的源流递嬗和明清政治异同,提供一特殊的观察视角。     

科举与民治

1905年朝廷停科举,旨在为学堂让路,造就新学新知的人才.其时朝野的关注和认知都交集于此,又都止乎此.但由清末到民初,共和推倒了帝制,而与之俱来的则是民初的代议政治有民治之名而无民治之实,以及这种名实相悖造成政象的四面颠蹶直接促成另一种关注,使当时人不得不由古今中西之比探寻民治的本义.而后是已经停置的科举制度又被引来论说古今之政体,并因之移到了那代人的重新认知之中.于是有西方人说的"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和中国人说的科举制度"尤为民治".十多年之前深被非议的科举制度遂随后来的眼光之变而内涵大变,褒贬大变.借助于这种民初不同于清末的眼光和认知,一千三百多年间,科举制度以其自下而上的"怀牒自投"和自上而下的"以试为选"维持了一个文官政府的过程,便因之而由一千三百年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开放,显示出前现代的选官制度里所内含的与现代"民主精神"可以对应的一面.     

Civil Liberties and the Referendum

Abstract

The defeat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attempts to outlaw communism in 1950 and 1951 was a significant vic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Yet for 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 which had fought a long battle against the measures, the result was not greeted with a sense of triumph. The campaign to avert draconian powers exposed a Council struggling to adapt to the Cold War, and revealed tensions in the Council's belief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popular opinion that underpinned them.     

民俗与民法

从19世纪下半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逐渐从梅因所说的依靠史料、文献和考古,开始向“人类活化石”的考察转移。外国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并有成效地通过对自然生活在人们当中的一些原始部族的考察,来研究人类早期社会问题。马林诺夫斯基1914年曾在太平洋新几内亚的一些群岛采用“田野工作”(Field—Work)的方法,对当地的美拉尼西亚人的部落社会制度进行考察。     

乾隆朝引见文官籍贯、出身及相关问题分析——兼与雍正朝引见文官比较

本文通过对乾隆朝引见文官地理分布、职官层级、科举出身等因素的分析,认为政治人材分布越往下层政区越不平衡,京畿和江南是两个最重要的人材核心区域,乾隆朝旗人和杭州府人材地位比雍正朝更突出,笔帖式在乾隆朝更受重用。乾隆朝引见文官的科甲比率总体高于雍正朝,但乾隆朝贡生以下低学历出身者占据中上层职位的比例却高于科甲人员,省区官员的科甲比重与该省区官员比重大致成反比。各项分析表明旗人和京畿区域人材占据选官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