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其所设想和实施的具体内容而言,是一种旨在全面改造传统农村的模式探索,其内容包括对农村政治、农业经济和农民素质的现代性改造。当然,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成效来说,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不少缺陷,更不能成为乡村建设派所期望的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它改造农村的一些思想认识和具体做法,既把改造农村问题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问题,又企图寻找一条改造农村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从而显示了一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意义的农村建设模式,这应该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认真研究的。     

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卢作孚是我国最早从“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视角思考乡村建设,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他所开创的“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以梁漱滨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相比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滨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上的两大代表人物。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因而,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借迷信行教化:西山万寿宫朝香与新生活运动

本文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1934年到1936年江西省地方政府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对南昌近郊西山万寿宫朝香活动及其周边农村的改造,观察新生活运动如何从城市推广到农村,以及该运动在实际操作中的组织架构和各部门协调。这一个案研究显示,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依靠以超越政府机构职权和层级分界的方式动员官僚系统,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整合各部门工作,其中既包括民众教育部门,也包括公安局等使用强制力的部门。在"剿共"的大背景下,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重建政府权威和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新生活运动在其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结合了乡村教育、地方保甲、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新生活运动还利用万寿宫朝香的时机举办乡村建设展览会,将新观念接榫于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将旧的迷信通过祛魅和理性化,赋予现代意义,将公民训练与旧风俗相结合,从而起到训育民众的目的。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未终结,而是在大后方进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例.此间的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了许多的乡村建设活动,梳理和考察这些活动,可以审视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对双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审和反思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既有结论.     

"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论争

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的同时,一场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随之而来.而且,这场历时持久的论争呈现出主题含混、支题芜杂和论争阵营划分相对不够"清晰"等诸多特征.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具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他们的主要批判对象是晏阳初及其领导的"定县实验"和梁漱溟及其"邹平实验".这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及态度.但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立的双方亦有不少相近之处,而且被批判一方的内部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

20世纪 30年代 ,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 ,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其中 ,五个实验县各有特点 ,但是 ,由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国家政治结构变动并未出现地域性的根本差别 ,因而 ,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 ,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 ,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这种改良性质并不意味着乡村建设运动就无意义可言,首先,乡村建设运动的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内容,对于解决农民尤其是自耕农的生产生活困难、推动社会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一些实验区在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的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对于今天相关的农村工作有其借鉴的意义;第三、当时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抛弃城市的优厚待遇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深入民间”,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授给农民,帮助他们扫除文盲和脱贫致富。对此,应予充分肯定。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妇女地位改观,农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也为日后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扫盲和文化教育、引进和推广动植物良种、尝试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移风易俗、倡导合作组织、加强农村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可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参考,更在于其所遗留的丰富精神遗产.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与乡村建设思想

作为中国早期农村社会学学者,杨开道详细地研究了乡约的产生、发展过程和主要特征.他吸取乡约制度中自下而上的发起方式和一纲三目的体系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农村组织建设方案.他设想的农村地方社会组织是全村范围内的统筹性组织,体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分工合作原则.杨开道的乡约研究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他与梁漱溟在乡约和乡村建设理论方面的不同认识,全面地反映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     

定县实验与农村复兴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以定县实验为主体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和国民政府倡导的农村复兴运动相结合,使乡村运动走上了“政治与学术合流”的道路,“合流”的结果产生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县政与研究院的双重作用下,平教会的工作得以推进,同时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独立地位。但是,无论怎样,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政府和民间在重构国家权威上的一致性,在自觉地为达到“国家再造”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农村寄宿制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寄宿制学校信息化建设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规划制定、人员培训、资源建设等方面出发,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实施信息化建设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

本文从微观互动论视角和“理性人”假设出发,探讨华北土改运动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特征。在土改运动中,乡村社会成员被赋予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在此基础上对革命形势和自身处境加以判断,进而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其中,地主、富农选择余地较小,只能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博弈,以规避更坏的结果;而贫、雇农在运动中居于优势地位,其行为方式体现出理性农民与道义农民之间的张力;中农则在安全与利益两种考量之间进行权衡,而前者常占据上风,成为其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     

浅析云浮市新农村建设与古建筑保护

坐落在云浮市新农村中的古建筑,既有南江流域独特的地方特色,又有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文化特征,蕴涵着丰富的地方历史信息、文化积淀、民风民俗。本文通过分析云浮市新农村建设与古建筑保护的相关问题。探寻保护好乡土特色文化遗产,使新农村建设和古建筑保护两不误的方法。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