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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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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档案》1991,(1)
先外祖张瑞玑先生(1872~1928),山西省赵城人。字衡玉,号(羊患)窟野人。癸卯进士。清末历任陕西省韩城、兴平、长安、临潼、成宁县知县。辛亥后任山西省财政司长,民政长、国会参议员、国会非常会议议员、陕西划界使等职。先生系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员。著有《张瑞玑诗文集》。民国八年,我国南北政府对峙,军阀混战。时陕西省境内除秦军、靖国军外,尚有奉、直、豫、鄂、川、滇、晋_’甘八省军盘亘交错,陕人惨遭军匪祸尤甚。上海南北议和会议决派先生任陕西划界使。这批电文即当时划界时所发,颇具史料价值。过去从未公布过。六十余年后《民国档案》予以刊登以献国人及历史学者,余很钦佩并致谢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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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4年起,奉天省政府开始推行一系列地方建设项目,为此,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由于奉天几大银号各自独立并拥有部分自主权,奉系军队不仅能够从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中取得数额巨大的军费,而且能够利用各大银号的这一特点,在未经政府允许的情况下,动用超过政府预算的经费。为此,奉天省长王永江实施了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将奉天三大政府附属银号合并为统一的东三省官银号,并加强了奉天省政府对它的控制。这一举措不仅限制了奉系军队的特权,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经预算核准就任意动用经费,而且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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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税制,这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它对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分税制又给地方财政带来新问题和新矛盾,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要在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管理的同时,深入调查,吃透县情,结合本地实际,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增长点,进一步深化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解决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及财政收入情况分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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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2006,(7)
重点OECD报告指中国公共支出严重缺乏透明度日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指出,过度依赖于预算外支出使得中国公共支出严重缺乏透明度,同时公共行政支出所占比重过高,这两方面是中国政府在财政方面面临的重要挑战。报告指出,从政府支出的公开数据来看,中国政府支出规模并不过度,但从另一方面看,政府却以各种形式控制和支配了大量预算外支出;而在其他国家,这些资源通常是由民间和非政府部门支配或是严格纳入政府预算的。根据OECD的数据,2004年纳入官方统计的中国各级政府预算内支出,占GDP的20.3%;预算外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方面的支出,分别占GDP的3.3%和3.4%,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大量没有被官方统计和认可的制度外支出。 相似文献
9.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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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