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争夺——以中日凤凰山铁矿交涉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寻求铁矿开采权的活动,其中大仓组希望将江苏凤凰山铁矿据为己有。中日围绕凤凰山铁矿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交涉,其间中国方面交涉重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回多次转移,体现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利权问题的利益博弈情形。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农商部、陆军部与地方的督军、士绅以及英美驻华公使先后参与其事,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凸显出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

日本在华领事官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群体。19、20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当时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表现十分活跃,在沪任内为扩张日本在华利权不遗余力,与中国各阶层人士均有密切交往。义和团事变发生后,上海领事官一跃为对华交涉的重心,小田切在东南互保、战时交涉、战后和议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又因个人禀赋、才能及政治抱负,在其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某些值得注意的"个性"。考订小田切在庚子前后的事迹,通过观照其人,可透视当时日本对华外交的底蕴,并深入了解日本外交官与清朝人士交往的一般形态。     

活跃一时的江汉关俱乐部

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汉口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英、德、俄、法、日等国相继在汉口设立租界,派驻领事,利用贸易特权在汉开洋行、办工厂、设银行,进行经济掠夺。随着汉口开埠通商,江汉关于1862年1月1日正式成立。由于中国近代海关实行《海关任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江汉关监督一职虽由汉黄德道郑兰充任,但权力极为有限,只负责税款的保管、直拨、核查及主持地方海关、常关关务、办理对外交涉等,江汉关的财务、人事、业务等均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只听命于外籍总税务司,江汉关当家作主的便是英国籍税务司狄妥玛。     

汉口日租界内的罪恶活动

汉口的日租界，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又于1898年7月16日签订了《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而形成的。划定“汉口镇德国租界北首起，量得东界沿长江100丈，南界紧靠德国租界，东抵江滨，西至铁道地界为止”，面积为247．5亩。另有两条特别规定：1、所有外国租界将来设有开拓设施事宜，如有优处，日本当一体均沾；2、此次所订日本租界，以界址过于窄狭，将来商户盈满，则临时酌妥情形，仍在丹水池迤下之地，由日本领事官随时与江汉关监督商酌，购买妥宜地基，以便尔后设立工厂。     

抗战时期天津租界中国存银问题——以中英交涉为中心

1938年春夏之交,为避免留存于天津租界的巨额白银被日本窃夺,中国方面展开以英国为主的对外交涉。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对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关注不够,直接从事对英交涉的外交部与主管货币银行事务的财政部未能充分沟通和融洽合作,加上英国一味维护自身利益,不顾中方反对,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进而影响法国也向日本作出同样让步,中国存银最终被日本监控并攫夺。在对英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英国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重大利益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因此英国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下降。     

中国资本主义研究的可贵成果

苏州大学历史系王翔副教授从80年代初就读大学时起,就开始注意苏州丝织业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将近十年以来,他围绕着这个中心,潜心研究,先后发表了40多篇论文。在专题研究的坚实基础上,今年四月又出版了以“苏州丝织业‘帐房’发展史论”为副标题的专著:《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这部将近40万字的著作,系统地叙述了苏州丝织业这一著名的传统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孕育、萌生、发展的三个阶段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归宿。通过这     

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下)

七、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之间的关系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 ,宫崎市定就已深刻地指出 :明清时期的苏州 ,“不仅是一个政治城市 ,而且还是一个商业城市 ,并逐渐变化为一个轻工业城市” 。这个结论十分正确 ,因为到了清代中期 ,仅只就工业中的一个部门———丝织业而言 ,就成为了苏州府城的经济支柱。正如后人所言 :“有清一代 ,苏垣东半城几全为丝织业所聚居……地方经济之荣枯 ,亦几视丝织业之兴衰为断” 。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 ,虽然宫崎氏所说的苏州仅只是苏州府城 ,但是他的这个结论同样也适用于本文所说的苏州城市。简言之 ,由于本文…     

郭沫若“两哭”张一麐

<正>1937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军攻占苏州。因不满曹锟贿选总统而退隐苏州的爱国老人、朱德的老师李根源,于11月18日从藏书小王山阙茔村舍,乘坐抗日工兵总指挥马晋山亲驾的汽车撤离苏     

清末民初上海会审公廨中美商民的混合诉讼及交涉

1909—1913年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其纠纷虽仍以商事交易为主,但亦出现土地房产、牌号版权、抵押担保、票据、房屋建造承揽、人格权等新的纠纷样态。围绕相关诉讼在美领事署与会审公廨之间展开的交涉,又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把控会审公廨涉美诉讼的诸多细节。同时,在诉讼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部分中美涉讼当事人和外籍律师,亦恃"交涉"为奥援,力谋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清末民初会审公廨处理华洋讼案具有"名诉讼实交涉"的本质。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重庆日租界的收回

重庆日租界的设置始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该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方面向日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岸,搭客载货.至此,日本政府继英国政府之后,以不平等条约索取到辟重庆为商埠的特权.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便从沿海深入到了中国内地.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中日双方围绕“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史称“满蒙交涉”。交涉过程中,张作霖坚持抵制态度,并采取了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明应暗抗、以夷制夷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具体措施,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满蒙悬案”,一直“悬”到张作霖被炸。     

淞沪会战初期英美对中日冲突的介入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局势日益紧张,8月9日"虹桥事件"的发生更使得形势急转直下。英美两国为阻止上海爆发战争,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强调中日均对上海和平负有责任并敦促双方撤军,但未能成功。上海战事于13日爆发后,英美对中国空军轰炸租界提出抗议,但中国方面强调其为抵御外侮,有权进入包括租界在内的全部中国领土作战。面对中国方面捍卫主权的决心,英国意识到日本对上海战事负有主要责任,开始将交涉的重心转向日本方面,并提出了由在沪外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方案,以换取日本同意从上海撤军。但日本已决心借上海战事扩大对华战争,对此反应冷淡,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强烈的美国亦始终未改变中立态度,并未与英国合作,这一方案最终胎死腹中,上海战事也发展为大规模战争。     

近代外国驻黑龙江领事机构考

章主要依据外史料考述了20世纪初至抗战胜利期间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俄苏等十六国驻黑龙江的领事机构,并对各国主要外交官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叙述,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维护国权与商权: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会长选举

1919年11月日本驻津总领事蛮横干涉卞荫昌当选为天津商会会长,企图迫使农商部罢免卞氏会长一职,成为近代中国商会发展进程中的罕有事件。天津商会接连呈文国务院、外交部,要求向日方表示严重抗议并撤换该总领事,得到全国商会、天津各界大力支持。虽因受到各方面因素制约,天津商会的抗议目的最终未能完全达成,但却使日本领事不敢再进一步提出相关要求,在维护国权与商权等方面产生了值得肯定的正面社会效应。     

中国学者中东铁路学术研究回顾

中国学界关于中东铁路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作者认为,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东铁路的修筑与沙俄的扩张政策,中俄(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日本、美国围绕中东铁路问题的矛盾与斗争等方面,就整个中东铁路历史进行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较少涉及俄侨与中东铁路的关系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有的译名也不够规范等。     

日军投降前后之汉口

日寇占领武汉期间,汉口为其政治、军事、经济及特务中心,中山大道自六渡桥以下至旧法租界之两侧商店,多为日本侨民占据,经营各种商业.日本兵则在人行道上穿梭往来,趾高气扬.中国老百姓富有者则居住于旧法租界,贫穷者居住于汉正街一带之难民区,避免碰见日本兵.以免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