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神话学方法论体系的可贵探索--《神话解读》浅评

近年来,国际民俗学界达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民俗学学科正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俗学不仅没有本学科独特的理论体系,而且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自觉不自觉地)相邻学科的一部分,学科地位越来越边缘化。这使得民俗学的大量研究缺失了学科特性,以至于美国学者多尔逊急迫地警省学界同仁：民俗学“既没有自己的‘祖先’,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不过是人类学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而已。”     

民俗学的人文学学科特征

“民俗学：人文学术抑或社会科学？”这个话题究竟有没有意义？这其实关系到民俗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百年来的学科地位和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浅谈民俗文物的特征及价值

民俗是历史的产物 ,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 ,民俗学被称之为“历史之学”。许多物质的、精神的文化事象 ,都总汇到民俗之中 ,所以研究历史不能不研究民俗。目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上 ,大体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理论民俗学 ,一个是应用民俗学。理论民俗学侧重理论规律的研究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应用民俗学则方面较广 ,重在实际的应用 ,有实际的效益。”① 而作为一个民俗类型的博物馆 ,研究民俗不能不研究民俗文物 ,研究民俗文物离不开对民俗文物的调查、搜集、分类、研究、整理 ,所以侧重点要放在对物即民俗文物的研究上 ,以民俗文…     

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20多年来,对民俗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有了许多进展,从强调“生活世界”到强调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验和感受,都有许多新见。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民俗学科与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民俗学本位问题日渐凸显。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作为民俗学研究本体的“传承”和作为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记忆”尤为重要。同时,民俗学既是传承之学,也是变动之学,符合这种学科本位的实践方法必须是能够解释生活与文化传承及嬗变的方法。     

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

在当今中国,民俗学的传统研究对象逐渐进人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具有的天然亲缘性,导致民俗学一直以来具有“人类学倾向”,民俗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渐趋模糊。随着非遗保护运动的强势展开,大批的民俗学者参与其中,     

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

作为一种认知范式的民俗学,对老北京杂吧地天桥所进行的“说”与“写”,是将之置于北京古城的象征与焦点的污名化与正名的矛盾语境中的。与其他学科不同,民俗学基于诱发与共谋的口头记忆等材料,从天桥这个杂吧地和在其上谋生的人及其生计为基点来审视北京,重新发现一个“杂吧地天桥的北京”。由此,从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表明民俗学研突都市的可能,希望为中国民俗学找到新的生长点与核心竞争力。     

阐释民俗的方法

民族民间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与民族学、民俗学、人文地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满足同行和读者的需要,我们特开辟一个新的栏目——“相邻学科及理论”,逐步介绍国内外一些同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有关的学科及理论,以供参考。本期所发《阐释民俗的方法》一文,虽系民俗学范畴的译文,但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特别是田野考察确有其参考和借鉴作用,值得一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民俗学:热点回顾与现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俗学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民间文学与口头传统、民族志研究、都市民俗学、历史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过努力,民俗学逐渐从纯文学、溯源式的研究转向民族志式的整体研究;由一门描述性的学科,转为一门阐释性的学科,"朝向当下"成为学科的共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被推到了前台,学科的伦理意识和参与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但学科发展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表现为学科发展不平衡、重个案研究而轻理论建构、囿于旧范式的窠臼、重视当下而忽视历史等。此外,民俗学在实践领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山海经》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

《山海经》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部上古典籍,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门学科文化考古的兴起,其中的所有信息,包括那些“怪”“放”,更都成为文化探秘的瑰宝。在此,本文仅拟就其中的原始征兆信仰及其民俗学价值作些考察和论析。     

民俗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价值

虽然“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项的科学”,但我们不能把民俗学单纯地理解为是对民间传统习俗演变发展研究的学科。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除了本身的价值外,对人类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比较研究价值。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的民族文物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传承性。虽然民族地区的历史跨度很大,民族起伏更迭较为频繁,但是由于民族地区在一定的特定地域范围内,生产生活方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变化不大,     

"新时期新史学"座谈纪要

20 0 4年 9月 2 4日至 9月 2 6日 ,应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之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河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等单位的 2 0余位历史学者聚会西安 ,举办了“新时期新史学”学术研讨会 ,围绕当前中国史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新课题及未来趋势 ,以及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史学家的责任等等重大问题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的发言不乏真知灼见 ,对于推进学界的有关讨论具有重要意义。本刊特辟专栏予以发表。文稿由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峰教授根据各位学者的发言和文字稿整理。     

"秦子"新释

最近几年,秦国初期考古文物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其一个直接导因,是1993年春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这一时期的秦国大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不幸流散。现在已看到的若干青铜器,如鼎、簋、壶、钟、镩等,多有“秦公”铭文,指明了大墓的性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学者根据抢救性清理发掘的结果,推断两座中字形大墓M2为秦公墓,M3为夫人。     

Turkey's "New" Foreign Policy toward Eurasia

Two geographers specializing in Turke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mine the reframing of foreign policy issues under the country's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JDP; also known by its Turkish acronym AKP), in power since 2002. After first locating the JDP within Turkey's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the authors investigate how notions of civilizational geopolitics have led to a "ne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under JDP that has influenced foreign policy thinking. The authors argue that JDP foreign policy exhibits some continuity with that of earlier governments in terms of activist policies toward Central Eurasia (comprising the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and Transcaucasia), but are based on a new conceptual foundation that views Turkey not as par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ut as the emerging leader of its own "civilizational basin" (consisting of the former Ottoman territories plus adjoining regions inhabited by Muslim and Turkic peoples). They then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urkey's future relations with the Central Eurasian region (of which Turkey is assumed to be the leader) and countries of the West (viewed now as "neighbors" but no longer "one of us").     

关于英国“自耕农”的再研究

农业现代化的“英国式道路”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圈地运动为重点 ,以废除骑士领地制、寺院土地世俗化及拍卖和兼并土地为辅助内容 ;二是以反欧洲大陆盛行的改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产阶级——农民的方式”,转而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1;三是以牺牲自耕农经济为代价 ,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体制 ,使封建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 ,使古老而封闭的传统农业直接转变为新式而开放的现代农业。在中外有关著述中 ,英语中的 yeoman (复数为 yeomen ,总称为 yeomanry)通常被音译为“约曼”或意译为“自耕农”。由于自…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

《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执政后,面对美国的严重农业危机、农民悲惨处境和反抗浪潮,实行了以<农业调整法>为主要内容,以国家干预为重要手段,以控制农产品产量为目标的农业政策.罗斯福政府的农业"新政",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改革虽然只是一种农业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而非革命性的改革,更未促成一场社会革命,但它保护和促进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使美国的农业和工业一样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新思考

随着"互联网+传统行业"倡导的提出,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新技术开始不断地运用于博物馆的展览和建设中,拓展了博物馆服务的时间和空间,惠及民生。面对博物馆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博物馆教育工作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与之协调发展。博物馆学界除了关注互联网技术层面的引入和呈现,更应关注技术改变背后带来的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创新。对"互联网+"形势下的博物馆教育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意义重大。     

"日本会议"与《最新日本史》

2002年4月,日本教科书事件风波再起。由“日本会议”编写,明成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最新日本史》经过日本部科学省审查合格。本根据“日本会议”所公开的言论。剖析该组织的性质．指出《最新日本史》鼓吹天皇史观,蓄意歪曲历史事实,根本否定日本近代以来对亚洲近邻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肆意地把战争责任推给对方,美化殖民统治,掩盖侵略战争罪行,是一本宣扬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