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谎言

《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在《新唐书》中,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     

唐代的“执衣”与执衣钱

关于唐代的“执衣”与执衣钱问题,此前的学术界多有论及,均据《唐六典》、《通典》以及新、旧《唐书·食货志》所载作出过解释。然而如若深究,尚有不少的疑问,如“执衣”役起始于何时?     

论唐代死刑适用制度

死刑制度作为人类法律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刑罚的同时,也是最为严酷的,它是对人生命的一种剥夺。唐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法律发展的最高峰,死刑制度不论是在适用范围还是适用的程序上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完整的制度结构。在保证法律威慑性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加看重刑罚在进行时的文明性。本文通过对唐代死刑制度的罪名和适用对象以及影响死刑制度的适用观念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死刑适用制度的相关程序,希望为我国现代刑事立法中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有所借鉴。     

明朝监察御史向翀事迹对巡察干部的启示

中国古代对官员的监察自封建社会之始即形成制度,秦朝中央设“御史大夫”、地方设“监御史”,隋唐中央设“御史台”、地方设“监察御史”,宋元因之;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监察制度得到充分发展,体系更加完备;清朝沿袭明代,在整合监察资源、高度集权等方面达到巅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探究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和监察文化发展脉络,对当今巡察工作有积极借鉴作用。笔者仅就明朝广东道监察御史向翀的事迹进行整理,为巡察干部提供参考。     

从《师说》看唐代“师道不存”的现象

据韩愈在《师说》中对唐代师道风气的描绘,我们普遍认为唐代是"师道不存"的时代。深入分析之后,唐代并非如韩愈所描述的那样,本文着重从韩愈创作《师说》的现实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师生"关系的定位来论述唐代真正的师道风气。     

从《冯燕传》看唐代侠义精神的异化与沦落

唐代小说《冯燕传》中的冯燕历来受到人士大夫的高度赞扬,认为他是古今少有的侠义之士。但其行为实已背离真正的侠义精神,并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改造,是唐代侠义精神异化和沦落的产物。本拟就此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揭示中国侠义化精神的真谛和唐代侠义化精神的异化沦落的原因及影响。     

唐代状元源少良小考

源少良,河南安阳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癸亥科状元。     

《玉篇》在唐代字书中的地位

初唐时期通行的《玉篇》大概是萧恺的删削本,它传播不广,受众较少;孙强复修《玉篇》后,它编纂上的一些弱点得以克服,影响扩大,但地位仍比不上《说文》;中唐时期,《玉篇》的影响已超过《字林》等唐以前的字书;晚唐时期,民间出现了《玉篇》的简编本,它越来越普及,影响更大,接受度更高,可和《说文》比肩。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     

唐代宰相制演变的七个特点

唐代宰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唐代官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秦汉宰相制度,又直接因袭隋制,并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变化。其宰相制度演变之频繁,机构之庞大,宰相人数之多,制度之完善和系统,对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作用之显以及对中外历史影响之深远,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而这些纷繁复杂的特点,无不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密切相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直接制约着相权的争压和演变,进而影响着唐代历史的兴衰更替。     

敦煌遗书保存的唐代文人佚诗——敦煌的唐诗讲座之二

本文所介绍的诗歌是那些久已失传、赖敦煌遗书的发现重见天日的唐代文人诗作。这些诗为唐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故自敦煌宝藏现世以来,这些诗歌激发着广大学人的研究热情。在众多研究中,增补《全唐诗》、考证诗歌作者是学术界的焦点所在。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续拾》以及黄永武、项楚、徐俊等先生对佚诗作者的考辨是这些成果的代表之作。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佚诗的情况及价值进行讨论。     

论唐代的配隶刑

配隶是流刑的一个变种,但重于普通流刑,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普通流刑只居作一年,然后就可在当地附籍为民,而配隶则要长时间做苦役。配隶并不一定将犯人罚入军队,而是多将其发遣到边远的州郡服役,所以常被称为配州。配隶在唐代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五刑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所致;其次是出于充实国防的目的。配隶刑对后世刑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代渤海国的教育形式

渤海国作为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其教育形式也与唐朝的教育形式基本相同。渤海国教育主要分为官学和私学,同时还有派人赴唐朝接受教育等。其官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私学有私塾与家学之别。教育极大地加速了渤海国文化的发展,为中原先进文化及思想的北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渤海人迅速地接受了中原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及宗教民俗文化。     

《无垢》经“辛未除月索林”考——兼论此经为唐代开元印本

1966年,韩国庆州(古新罗都城)发现《无垢》经印本。韩国学者认为此经为古新罗印本,并以其刊印时间早于敦煌所出《金刚经》而认为是现存世界上最早雕版印本,进而推论印刷术为韩国人发明。1980年以来,我国及美籍华裔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一致认为此经并非新罗所印,而为传入新罗的唐代印本。本文从“武周制字”、唐代“印纸”两方面论述了《无垢》经不是最早的印本;重点对年款进行了考证,首次明确提出此经刊印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并对社会背景进行了探讨;同时从唐新关系、唐代佛教在新罗的影响角度,进一步说明此经只可能从唐传入,不可能是新罗所印。     

存世唐代告身及其相关研究述略

《天圣令》的发现及深入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唐宋法制史及政治、经济等相关制度的研究,近12年来,获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的《天圣令》研读班,一直坚持逐条、逐句、逐字对令文进行释读,在此过程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新议题,一些旧问题的学术意义也得以重新彰显,研究路径得以拓宽。读书班的青年学生在尝试进行自己的研究之前,都对以往相关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本刊已陆续刊发了这些成果,这篇综述梳理了唐人告身的最新研究情况。     

日本杏雨书屋藏唐代敦煌本《杂律疏》残卷略说——原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

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有大量西域出土文献,既有大量敦煌遗书,也有部分吐鲁番文书。这批文书的主体部分是原李盛铎旧藏的敦煌写本,《杂律疏》即是其中之一。通过对《杂律疏》残卷的介绍,可以看出现在照片上的藏书印比早年拍摄的有所增加,据此可知卷首藏书印所钤时间大体在1933年3月至1935年之间。     

言简意丰：生命的大智慧——一组唐代小诗再解读

1《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论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

唐代佛教僧侣常云游四海 ,或拜师访学 ,或传教弘法 ,本文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和独到的统计分析方法 ,探讨了唐代高僧游徙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前后期的变迁 :唐前期 ,高僧徙居他乡大体遵循就近和面向长安、洛阳二京的规律 ,京师长安是最大的高僧聚集地 ,河北、陇右和岭南三道则是高僧游徙的发散区域 ;唐代后期 ,高僧徙居他乡大体以面向江南西道和长安、洛阳、五台山以及就近驻锡为原则 ,河北、陇右和江南东道是高僧游徙的发散区域 ;其他各道亦各有特点 ,且前后不同     

论焦竑《献征录》的史料价值

《献征录》是明代焦竑编纂的一部记载本朝人物的传记史书,所收人物跨度之大,数量之多,史无前例。该书不仅是《明史》、《国榷》等文献的重要史源之一,而且在纠谬、补阙、辑佚其他明史文献方面也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但作为一部假一人之力而完成的宏大史著,该书也存在体例不一、内容讹误、传记重复、引文出处不明等不足。     

论唐代河西地区“同城”的边防地位

"同城"是唐代前期河西节度使司驻防区北缘的重要边疆驻防城之一。唐代河西节度使司北部的同城位于"合黎山峡口"东北一千里、居延海西南方的"居延水两汊中",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南偏东的马圈城古城。无论是"同城镇"时期,还是"安北府"时期,或"同城守捉"时期,抑或"宁寇军"时期,同城作为北部边疆西段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始终保持着拱卫河西、进取漠北的军事政治地位。构成其战略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三方面:宏观的流沙地貌条件限制、居延绿洲农牧经济的支持和南北东西交通要冲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