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的投降应分为假降阶段和真降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宫刑,史有记载。倪昭敏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指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他根据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指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也只能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倪昭敏同志的结论之所以不能成立,是由于他使用的论据是虚假的。     

李陵败降应分为假降和真降两个阶段──兼与倪昭敏同志商榷

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受官刑,史载昭然。倪昭敏先生在《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撰文认为,“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其主要根据是：“李陵的投降是在全家被杀之后。”即“天汉四年或天汉四年以后”。而司马迁答武帝“召问”在“天汉二年十月或十一月”,故得出“怎能说一年多以前的司马迁为一年多以后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的结论。他还认为,李陵从兵败被俘到投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这～年多的时间中,李陵只是被俘而没有投降,或者只是处在情况不明的阶段。笔者对此不能苟同,特将个人的读史心得提出与倪昭…     

李陵,没有伟业能和做个忠臣相比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一支五千人的汉军没于塞外,主将李陵投降了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这是司马迁人生最大的灾难,但《史记》中对李陵事件的记叙,只有寥寥二三百字。为了解这个改变太史公命运的人,只能看看班固在《汉书》中的描写了。     

司马迁结局论证

司马迁是我国占代的史学巨匠,关于他的最后结局,两汉史文记载模糊。唯卫宏《汉书旧仪注》(以下简称《汉旧仪》)载录:“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条资料对于探讨司马迁一生的结局极为珍贵。1955年,郭沫若先生提出“司马迁之死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1956年又以上举《汉旧仪》记载为主要沦据,明确指出司马迁“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再度下狱致死”。公平地说,这一结论是目前仅有的以汉代明文记述为据的研究所得。但多年来,相当一些同志却坚持旧说,认为《汉旧仪》之文不可信,进而否定郭沫若的论点,近年仍可见到这类文章。其根据主要是两个:第一,汉武帝没有见到景帝本纪的可能,因汉太史令不掌记     

司马迁下狱、宫刑年代之商榷

一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年代问题,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 一是天汉二年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遭受宫刑。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司马迁作史年岁》云:“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元封二年至天汉二年遭李陵之祸,已十年。”范文澜在1931年北平文化书社出版的《正史考略》中原主张天汉三年说:“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年四十八。”但是,在解放初出版且尔后多次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中改为天汉二年说:“前九十     

司马迁受宫刑

司马迁由于议论李陵而受宫刑,前人对此事的谈论已多。但是,他受宫刑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对于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究竟该怎么看,我觉得还有一些话可说。一、李陵其人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说他“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李广利伐匈奴,汉武帝命李陵在后面“将辎重”,李陵不肯,自请独当一面,于是遂使率五千步卒而出。结果,这支步兵恰好遇上了匈奴大队。李陵及其部下当时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司马迁说他“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干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     

为卫宏之司马迁“下狱死说”辨诬补证(《太史公卒年考辨》之四)

郭沫若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他很可能在写作《报任安书》之后“再度下狱致死”。(《关于司马迁之死》,载《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郭先生的推断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汉人卫宏的《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句下裴骃《集解》注引)     

关于司马迁的结局问题

《汉书·司马迁传》没有具体交代司马迁的死因、死期,这就给后人留下了附会的空隙。裴骝的《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王肃也有“投而削之”之言,其言当是本于《汉旧仪注》,但不言“下狱死”事。至于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其言与《汉旧仪注》一字不差,显系抄自该书。对于上述说法,前人多不相信。颜师古注《汉书》,征引诸家之说,至为详博,对于此说却弃而不录。清人王鸣盛以为此说“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王国维亦力驳卫宏、王肃之说,以为“此二说最为无稽”。后来的一些关于司马迁生平的著作,如口人泷川资言的《太史公事历》,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季镇淮先生的《司马迁》,对《汉旧仪注》之说皆摒而不取,但也都不曾对其加以驳斥;二王虽有所辩驳,却又都语焉不详,所以这个问     

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

汉代,进入匈奴的汉人是很多的,其中有战败被俘的,有因故率军投降的,有戍卒边民被掳掠的,有出使匈奴而被留其地不回的,亦有相当一部分是因种种原因非法越境逃亡匈奴地的。据《汉书·匈奴传》,元帝时候应对匈奴事状云:“……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此涉及汉人逃亡匈奴之三种情况:一是因故没入匈奴之吏卒之子孙不堪贫困,投奔其身在匈奴之亲戚者;二是边人奴婢难忍煎熬者因近匈奴地而亡入;三是触犯律令之盗贼为彻底摆脱受追捕之窘迫境地,亡入匈     

汉与匈奴第一个和亲约考述

汉与匈奴第一个和亲约考述葛亮关于汉与匈奴第一个和亲约,至少有三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第一,这个和亲约,在汉与匈奴关系中占有何种地位？《通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叙说汉与匈奴关系史时,对于此约只字不提,这表明,三书认为此约在汉与匈奴关系史中,不占...     

明代宦官中的善类

有明一代,阉宦为害颇烈,史书称：“考其祸败,其去汉、唐何远哉!”其祸肇始于王振,越发于刘瑾,而致极于魏忠贤,此三人为明代宦竖中弄权害政之最可恶者,此外仍有汪直、梁芳、曹吉祥之流,其破坏力较王刘魏三人虽略逊一筹,却也极尽祸国殃民之能事。大明帝国之最后倾亡,此类群小作孽颇多,其咎难逃。然细观史书所载,此侪亦“间有贤者”,虽为数不多,今人于其同类为非作歹者深感痛恨之余,对其当中之一二贤者亦当有所注意,并给予公正首肯,以全前史之本来面目。     

明末清初三讽刺名联

公元 1644年 ,清兵在吴三桂的配合下入关 ,明王朝几近灭亡。 5月 11日 ,明福王朱由崧由马士英等拥至南京称帝 ,开始了南明小朝廷 ,不少仁人志士仍在为反清复明之大业抛头颅、洒热血。但也有一部分文人武将由于经受不住清人的诱惑而变节投降 ,因此也为世人增添了有关讽刺对联的三段佳话。洪承畴是由明降清的著名降臣。他本人投降还不算 ,还经常为清廷做说客劝说其他人也降清。黄道周 ,号石斋 ,明亡后拒不降清 ,仍旧从事抗清的军事活动 ,但最终兵败被俘。在监牢里 ,敌人施尽酷刑 ,黄道周仍不投降。不久洪承畴在清廷的授意下来狱中劝黄道周降清…     

《贵州文史丛刊》一九八六年要目总汇

·古代,史研究·明初空印案新探李冰的神化与蜀王杜宇的冤案 《汉记》“彰法式”释义之商榷刘知几史学理论初探荀悦和他的《汉纪》司马迁没有为李陵的投降辩护孔子的为政之道刘孔伏(1。3)罗荣泉(1.24)刘隆有(2.15)张振佩(3。79)刘隆有(3.86)叮)t绍敏(3。133)钱远金容(4。69) ·近现代史研究·黄遵宪的维新思想及其悲剧性结局曾国藩政治思想述评武昌首义的领导成员王宪章国民党政!仔的禁政丁宝祯与李端菜伟大的旗手与先行者孙中山晚年伟大转变的背景孙中山与贵州青年湘西截械事件始末中华民国军务院成立述评国民党政府银元券的发行与崩溃对王…     

苍狼南下——大秦帝国与匈奴之战

正按中国古籍记载,匈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在战国时期,匈奴开始在塞外草原崛起,与北方的诸侯国赵、燕、秦均有战事冲突。长平之战后,赵国覆灭,秦国又忙于讨伐其他诸侯国,一度受到抑制的匈奴得以     

匈奴两次大内乱对匈奴史与汉匈关系史的影响

因为附汉后的匈奴南北部地理位置离汉王朝的距离不同而产生了经济文化严重失衡,南北部匈奴人的生活及各方面习惯差距拉大,蕴蓄矛盾,最终导致南北部亲汉与反汉两派斗争而引发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由此可知,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是第一次大内乱与分裂的必然结果。第二次大内乱与分裂发生在公元46年至公元91年之间。45年间大体经历了呼韩邪孙日逐王比依附东汉自立、南匈奴归汉、北匈奴覆亡等相互紧密联系的三个阶段。本文就匈奴两次大内乱对匈奴史与汉匈关系史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     

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

《汉书》的《王莽传》和《匈奴传》对始建国二、三年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的记载颇为杂乱,不仅时间年月两传不相符,所记诸事的顺序也不一致,单凭两传的记载,很难理出头绪。新出《额简》2000ES9SF4∶1至2000ES9SF4∶12属于同一册书,为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甲戌新莽诏书行下文残篇(后     

西汉前期对匈奴政策的大辩论

汉初七十年,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和与战两种思想路线的分歧。正如班固所说:“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汉书·匈奴传》）高祖刘邦时目光主要盯在异姓诸侯王身上。在刘邦看来,只要他们不叛乱,天下就可以安稳,因而对北边的匈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不仅刘邦如此,就是满朝文武也不以匈奴为意。他们甚至从秦始皇北逐匈奴而亡国的教训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公元前２０２年,戍卒娄敬在洛阳上建都之策,建议高祖把都城定在关中,理由就是关中地形险固,可以居高临下,控扼中原。其着眼点也在防止诸侯王的作乱,并没有把他…     

西汉与匈奴间最初和亲约缔结时间考述

针对西汉与匈奴间的和亲约,文章通过分析史书记载认为,"白登之围"并非发生在高祖七年冬,而是发生在高祖六年冬。而汉与匈奴间最初和亲约缔结的时间也是在其后不久的高祖六年正月间。     

司马迁生平管见

司马迁生平管见崔抗生关于司马迁的生平问题,至今并没有一个定论性的表述。原因是司马迁的生年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要想搞清司马迁的生平。必先弄清他的生年问题。对于司马迁的生年,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     

关于统万城历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十六国时期匈奴夏国都统万城建造的起讫时间、统万城与汉奢延城、大城的关系、统万城的城制形态等相关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重新解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认为:一、统万城建设的起讫时间并不是一般认为的公元413年和419年,而是公元413年和424年;二、统万城既不是在十六国时期大城基础上兴建的,也不是在西汉上郡奢延县城的基础上兴建的,而是在汉朔方县所在地基础上兴建的;三、将统万城划分为宫城、皇城(内城)、外郭城三大块的做法显然是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相违背,统万城筑造外郭城也不适宜于从事游牧的匈奴民族,至于现在东、西城外存在的不规则分布的夯土遗迹,东城之外的部分可能是在修筑统万城时未被加以利用的汉朔方城的残留遗迹,西城之外的部分疑为一处类似皇家园林的游猎场,或是战备马匹的圈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