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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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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华民族名号演化的历史,需从汉族说起。 汉民族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民族。据《汉书地理志》,早在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统计,即达59,594,978人之多。少数民族如匈奴、西羌、鲜卑、乌桓、高丽、沃沮、夫余以及西域诸国、西南夷、南越,还有众多的小邦族部落,其人口不列于郡县编户,未计入内,这近6千万的数字基本上是汉族。这就是说,当时的汉族就比同时代的两个世界大国- 阿萨(西息)帝国、罗马帝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文明古国,不论是埃及、亚述、印度,还是希腊、罗马,都一个个地瓦解了,创建各该古国文明的民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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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自九世纪中郎达尔玛自立为王至十三世纪初叶的四百余年里,内部纷争,形成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战乱连年不绝。在这四百多年里,西藏人民沉溺在痛苦与灾难的深渊中。十三世纪初,元宪宗继位之次年(公元1252年),即命皇弟忽必烈进军西南地方。元世祖本纪载:"癸丑秋八月……师次临洮,九月次塔拉,分三道以进。"世祖平云南碑载:"八月绝洮踰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元世祖忽必烈进军西藏,西藏地区便结束了长期纷争战乱的局面,因而也给西藏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安定生活。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萨迦派法王八思巴"谒世祖于潜邸"。根据元史记载,八思巴不是一般的法王,而是掌握政治实权能代表当时西藏地区的最高法王,因之八思巴谒见忽必烈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会见。而忽必烈见了八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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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秦碑在宇内存者仅有两通,一是《魏故邓太尉祠碑》,系苻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刻,一是《广武将军碑》,为荷秦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刻,两碑皆在陕西境内。这两碑不仅在书法艺术上各具有特色,在史料上也具有价值,以《邓太尉祠碑》史料价值更高,可补史籍缺误之处甚多。以前历史研究者虽曾涉及,如清人洪亮吉的《十六国疆域志》及近人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都曾依据过此碑,但缺欠之处尚多,现在仅就碑文作一些考释。碑为隶书,正文共八行半,行十九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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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社会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和社会进步 的里程碑,它预示着封建农奴制 度将走向覆灭和百万受压迫的农奴将当家作主人;预示着落后.封闭的西藏社会、经济将迈上现代化征程;也意味着1000多年以来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的西藏人口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历史人回的简要回顾 由于西藏历史上没有建立过户口登记制度也没有进行过全面的人口普查。因此历史上的人口数量,一直由官方、半官方或学者进行估计或推算。笔者认为不论当时的估计或后人评估过去的数据,都应该坚持:第一、遵循严格限制在现今西藏辖区(1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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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郑和三下西洋时所立,现存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国内史书对该碑碑文记载多有出入,现代学者无法深入研究,甚至认为该碑上的三种文字内容不一。本文根据实地拍摄,加上对斯里兰卡史学界研究资料加以对照分析,尽最大可能恢复了该碑的历史真实,这对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研究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友谊史,对研究金陵大报恩寺建造史,将提供有益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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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始县城东门楼的内圈拱门额上,镶嵌着一通青石碑,因长年累月,潮湿风化,碑呈现铁青色,因此当地群众习惯称之为铁碑。一九七五年冬,因城市建设的需要,有关部门拆除了这座门楼平台。在施工中,民工们拆出这通方碑,送县文化馆收藏。经洗刷整理,发现是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重修固始县望京门》碑。该碑系青石琢成,高58、宽61、厚10.5厘米。上面左右为两斜角,下面为两直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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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思想开放,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国威远播。唐代的国都长安(今西安市)是中国历史上12个朝代的国都,是陆地“丝绸之路”的起点,人口多达百万之众。这个带有异域情调的国际都市不仅是唐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世界上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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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中国北方人口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辽代是中国北方人口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的人口迁移,包括北方汉族人口迫于五代战乱的流徙,契丹贵族乘机南下对汉人的俘掠,以及迁移宫卫军户于辽南京与西京地区等。这些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给当时以至后来的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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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2021,(4)
唐石经碑式改变了汉魏石经"一行直下"的形式,而采用"分层横刻"这一类似于后世刻帖的经文排列形式。结合中古书册制度,碑刻书丹、镌刻流程以及唐石经前身"壁本"形制等影响唐石经碑式形成的诸要素,可以推测唐石经采用"分层横刻",是为了在不改变传统碑石形制基础上,最大程度保留当时经籍写卷形式,减少书丹和阅读的疲累,是在长幅的中古写卷与直立的碑刻之间作出的折衷,客观上利于拓印后的装裱与流传。同时,始自大历五经壁本的"壁经"传统,可能使得唐石经在安排经文书刻形式时将连成一体的碑石视作整个宽广的平面,不受单个碑宽的限制,更多考虑经文底本的构成形式,从而采用了以卷为中心,而非以碑为中心的排列方式,因此在"分层横刻"碑式基础上伴生了"跨书"这一独特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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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阳县在文物普查工作中,于滋山区屯头村西北一里的石桥上,发現了带有李自成年号的石碑一块,碑高130厘米,寬60厘米,碑額刻楷書"大順国"三字;碑身是創建信女桥捐助人題名;末有"永昌元年孟夏梅月同立"銘記。按李自成于公元1644年正月初一日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順,建元永昌。三月十八日入北京外城,次日入內城。其后,并于山东,河南等处設置官吏,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称帝,公元1645年(永昌二年)九月卒。碑上"永昌"的"永"字作"永",与"永昌通宝"钱上字形相同,而孟夏即四月,正是李自成入北京,大順国版图包括山东全境之时,是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碑文虽明記此桥名"信女桥",但至今当地群众仍管它叫"永昌桥"。現滋阳县文化科巳采取措施予以妥善保护。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