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

反右派斗争是上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场灾难,无数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希望、工作、家庭甚至生命。尽管时光已逝去半个世纪,但往事历历,难以忘怀。     

我是怎样被吴法宪打成“极右分子”的

我于1955年调到军委空军政治部《人民空军》杂志,负责政治组。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作动员报告,传达中央整风的精神,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还举了毛主席的一个例子,大意说在陕北的时候,有一天打雷,劈死了一头牛,有一个老太太说为     

钱基博是否被打成右派的争议

近年来,随着国内几家出版社系统出版规模庞大的钱基博作品集,以及《钱基博年谱》等研究专著的陆续出版,一个“诂经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已被重新发掘出来,有关他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开始不断深入,但在钱基博1957年是否被打成右派这一问题上,学界一直存在争议。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1957年北师大由陈垣校长亲自主持评议新增教授人选。我在辅仁和师大干了这么多年,又是陈校长亲自提拔上来的,现在又由陈校长亲自主持会议,大家看着陈校长的面子也会投我一票。那天散会后我在路上遇到了音乐系的钢琴教授老志诚先生,他主动和我打招呼：“祝贺你,百分之百地通过,赞成你任教授。”我当然很高兴,但好景不长,教授的位置还没坐热,就赶上反右斗争,我被划为右派,教授也被黜免,落一个降级使用,继续当我的副教授,工资也降了级。说起我这个右派,还有些特殊之处。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的

启功,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姓爱新觉罗,满族,1912年生。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何堪回首何堪回首,在这里又不能不回首。记得是1955年的初夏,我跟随一支开进北大荒的部队(农建二师),在荒原里踏查(我想写一部垦荒的小说)。一天,我正在师部里参加他们的党委会,突然收到省里的一封催我立即回省城的电报。什么事?没说。没有说,就说明是电报里不能透露的事情,而"立即",又说明是急事,我带着忐忑不安和狐疑,回到了哈尔滨。     

葛佩琦“大右派”的“铁案”是怎样翻过来的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的人,或是读过记述这段历史文章的人,恐怕无人不知闻名全国的“大右派”葛佩琦。这个当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又被作为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无期徒刑的葛佩琦,到底是什么人？如此“铁案”又是怎样铸成和怎样翻过来的呢？原本一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一个农民家庭。在家读过村塾,后靠半工半读在北京崇实中学毕业,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华北危亡、祖国危亡的1935年,爆发了震撼全国、永垂青史的“一二·九”…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那年,我们是怎样赖掉右派帽子的

我岳父鲁显哲,1910年出生于鄂豫交界处的一个宗教家庭,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当了个军医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庭背景复杂,个人历史复杂,历次政治运动,他都要被当作斗争的活靶子拿出来折腾。于是,就成了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运动油子。他曾经给我讲了他自己在1957年“整风反右”中一个故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移花接木,“二氧化碳”是怎样被妖魔化的

<正>我们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经常看到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如"离毁灭只有6度",仿佛好莱坞大片《后天》、《2012》等即将变成现实。2009年底,世界气象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发表《2008年温室气体公报》。公报说,2008年大气中的大多数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加,可长期留存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创下工业革命以来的新纪录。     

“义勇军进行曲”是怎样被选作国歌的

<正>一、《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1935年华北事变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剧作家田汉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被迫迁居到上海法租界。     

“靖康耻”是怎样造成的?

一、“靖康恥”本是可以避免的关于“靖南恥”,王夫之在在《宋论》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宋即此时,抑岂果无可借以自振者乎?以财赋言,徽宗虽侈,未至如杨广之用若泥沙也。尽天下之所输,以捍蔽一方者,自有余力。以兵力言,他日两河之众,村为屯、里为寨者,至于飘泊江南,犹堪厚用。……以将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张孝纯张叔夜刘子羽张浚赵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征;刘张韩岳,或已试戎行,或崛起草泽,而勇略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无才也。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惟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     

“沈崇谜案”是怎样被披露出来的

1946年12月24日,古都北平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全国各地爆发了学生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那么整个事件是怎样从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下被披露出来的呢?     

安徽“大包干”是怎样起步的?

提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的开始实行,人们只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而真正起步却是皖西肥西县的山南。《安徽“大包干”是怎样起步的?》介绍了发生这一惊天动地事件的经过。     

沈巧珍当“右派”

手边有一封信,还有几则写在照片背面的留言,读之不免心酸掉泪,如是者三。兹摘录其中一二如下。“你好!真对不起,迟迟（未）回信,请原谅。这封回信好难写,提笔有千斤重,思绪万千理不出头绪,巧离我而去已三十八年之久,岁月流逝也冲不淡我对她的思念之情。再来写她的逆遇、磨难及她求生不能的逝去,残酷的现实我几十年来都难以淡去。巧妹单纯得像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竟会招来杀身之祸。三十二岁,两个孩子的母亲,绝不会轻易走绝路,是社会容不了她,     

“三生有幸”当右派

“补课”补成右派     

我的右派“罪状”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     

漫长的磨难——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1957年“反右”“扩大化”,北京大学许多师生蒙受不白之冤。20多年后,这些人多被改正。我这个不在“另册”之内的“右派”情况特殊,经过42年的磨难,到1999年才得以改正。是北大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大鸣大放”和我们班的大字报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提到肃反时说肃反运动有错误,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还提到高等学校中党委制不一定适合,要改进一下……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     

大熊猫是怎样被发现的

2009年2月26日,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现时,一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从19世纪发现大熊猫到现在,一个物种让世界持续“发烧”百年……这一切,都源于140年前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在中国四川邓池沟天主教堂发现并命名的大熊猫。     

瞿秋白是怎样被置于死地的

本文作者是瞿秋白生前的战友,他以鲜为人知的亲见亲闻,披露了瞿秋白最后七年间的不幸遭际。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