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文化与文化批评——对“贵州文化”的人类学思考

“贵州化”在大众的心目中无疑被视为“边际化”。这个“边际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空间位置上处于边陲地带;二是在化上与“主流化”相比,是处于从属的“亚化”位置,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而言。在历史上,贵州一直被“蛮夷之地”、“夜郎自大”、“黔驴技穷”等等含有歧视性的话语表述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贵州从古至今分别受到两种力量的冲击,在封建时代因是“化外之地”,王朝的统治一直没有放弃对贵州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     

我的人类学情结（下）

学报定位明确了,为了尽快进入人类学的学科领域,以什么为突破口呢?机会终于来了。1994年10月28日,名的人类学家乔健教授在香港中大学就任人类学讲座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的就职演讲辞。这是一个极精彩而又重要的演讲。     

多元文化下的白马(氐人)文化

我跟外界接触很少,普通话对我没用。各位都是搞人类学的,人类学有个观点,要站在土著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我来自山区,你们把我当土著,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湖湘文化视域下的刘显世

文化以稳定的心理积淀隐藏在人的心灵世界中,并形成固定的文化观念支配人的一切,以至于人在日常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都会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刘显世是民国时期贵州督军、省长,“兴义系”军阀的领军人物,其祖籍为湖南,他在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大家族中成长起来,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固定的心理意识在支配着他,并形成其文化品格,这就使其思维及行为方式都表现出鲜明的湖湘文化的特征,那就是：兴办教育、重视人才;尚变求新、机敏睿智;经世致用、勇于任事。本文通过文化人类学的解读对他一生作出最合乎逻辑的阐释。     

《雪球》和“雪球”理论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为重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材料提炼、概括和提升出理论性的成果。回顾人类学研究史,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cnc—dict)的《菊与刀》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部人类学著作,作者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深刻分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不仅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在日本公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八十年代以     

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影像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人类的文化来理解"人"的综合性学科。民族影像是当代民族艺术表达和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传播符号,它的特殊性和传达不同意义的无限可能性在文化人类学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视觉神奇,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性。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但又有差异性,会朝着互补互融的美妙合作前景继续探索,营构出既综合又互动、又迥异于这两门艺术独特个性的文化景观。     

文化分类的两个含义

文化分类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文化所有者的符号系统,包括其对外间世界和自我的全部类概念、隐喻、象征等同质媒介体系。二是指人类学者为分析文化所选取的分类描述框架。前者与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论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分层——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角度说起

Lingyanghe graveyard of Dawenkou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regions. The large-scale tombs unearthed some special burial objects such as wine vessels,jawbones of pigs, pottery mortar, stone tomahawk, bone-carved canister, which represent the power of economy, sacrificing and military command. It indicates that the owners of the tombs should be social leaders before their death. Analyzed from the burial order,the social leaders came from five families. According to cultural anthropologic and ethnologic material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leaders gained their positions through competition. So this graveyard still belonged to a rank society, but bearing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 society.     

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际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我很高兴应邀来参加中国人类学会与厦门社会科学联合会合办的2000年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很高兴能在这次大会及同场举办的第五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做一次讲话。据会议的组织人说,两个会议商定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已经年过     

都市人类学的发展动向：对美国和加拿大博士论文的分析

都市人类学①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人类学中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在80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到了90年代它的影响已经非常广泛，以至于一些学者评论它是“正在逐渐地演变为一门重新整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anjek，1990：154）。的确，现在我们很难区分“都市”和“非都市”的研究项目，因为通过美国有线新闻（CNN）电视台的报道，世界大事得以迅速被知晓，就业移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而不断迁移，政治难民为了逃避政府资助的恐怖主义威胁而流亡国外，后现代的旅客们转向追求返朴归真和真实的生态“体验”，这些跨越全球的活动使得地球连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人类学的技艺

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科学乃是舶来品，是从西方知识体系中生长出来的。直到启蒙哲学时期，社会科学并没有剥离出来，我们能见到的还只是一些虽然睿智但却是大而化之的论述。“到19世纪初，科学终于     

旅游软实力初论

旅游软实力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指旅游目的地在主客双方的文化对比、形象营销和旅游产品竞争中形成的,使旅游者认同和服膺旅游目的地文化,修正其文化偏好的能力。中国古代有过很好的旅游软实力。西方现有反客为主的单向度旅游文化空间建构模式违反了旅游软实力以主为主,以目的地真实的日常生活为理想景观的文化结构模式,是主客冲突的根源之一。彰显文化主体性是构建我国现代旅游软实力的核心工作。当前应从重建旅游实践美学、重组旅游产业结构、再造旅游管理理论等方面入手强化我国旅游软实力。     

文化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策略：饮食人类学的研究

饮食是探知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通过回顾和检视近百年来的相关重要文献不难看出,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知识源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曾在猪肉、昆虫、牛肉等食品的地方消费实践研究中贡献出了真知灼见,这个研究策略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科学认识价值和理论工具意义。全球饮食领域的新景观,尤其文化经济的出现,也使得该策略面临着挑战。     

试比较功能主义学派和解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如何研究文化,历来争论不休。本文梳理了功能主义学派和解释人类学两大理论,厘清了二者理论和方法上的异同。功能主义学派提倡用自然科学的严谨方法来研究文化,而解释人类学主张坚持人本主义精神,对文化作深度的诠释。笔者认为,人文现象若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也容易丢失文化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文化有其相对性,每一种文化是整个人类特殊的、珍贵的生命智慧,每一种文化都值得我们去理解。     

历史是文化——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本质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它引起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文化取向代替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社会取向,从而导致历史学在理论、方法与写作实践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本文探讨了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过程,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兴起,以及象征和符号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过程及其理论诉求。     

“景观”、消费、文化资本与人类学关怀

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它们所指涉的是同一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质,即一个从以生产为主导的时代转型为以消费为主导的时代,从物化时代过渡到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而稍后文化资本的提出,则又从另外一个层面上阐释了当代社会文化介入到资本世界,使得社会文化转型的新特质。     

十字路口的考古学:新在哪里

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走到了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新考古学取代传统考古学并逐渐成为国际潮流。但是,经过了二十年锐意的探索和尝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新考古学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达到当初所设想的目标,另一方面,考古学开始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流派纷呈,分支众多,目标、理论、技术、方法等都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新考古学究竟新在那里?传统考古学是否完全过时?当初新考古学所倡导的思想和憧憬的目标是否现实?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门学科的变革历程和发展方向。特里格的这篇文章,就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它全面评估了新考古学的成就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对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做了进一步思考和展望。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的最高目标并非了解历史,而是像社会人类学家那样努力阐明和检验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而考古学实践已经证明,由于人类行为自身以及外界各种影响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这一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也许根本不存在这种规律。这种复杂性动摇了新进化论、严密的因果律和整合性,以及文化和社会的界限概念。在这种反思之下,特里格赞同考古学的历史学取向,强调对具体社会和文化作具体的研究,注意到人类行为的每个方面,并对决定文化演变的因素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注重内因,也注重社会之间的互动等外界因素。所有这些,事实上已经否定了新考古学家所提出的归纳法与演绎法之间、特定历史序列的解释与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进程的一般理论之间的严格区别。同时,特里格还赞成系统论的思想原则和“中程理论”方法,主张考古资料与历史资料的结合,探讨了从事知识与信仰领域研究的可行性,还特别提到了当代社会意识对考古学家的影响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考古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作为著名的考古理论家,特里格视野宽广,知识渊博,长于思辨,而且富有一个真正伟大学者的人文情怀,这使他的思想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他的观点在西方考古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也对考古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更大普遍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足球文化与民族融合

本文通过揭示人们对足球运动的喜爱,进一步追踪了足球文化的起源以及形态的深刻原因,深入分析人们对这种文化认同感的产生,展示了足球文化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以及对民族融合所发挥的推动作用,包括文化的认同、事实上的民族交流及对政治、政治、科技的影响。     

从台湾地方祠堂看中原文化的播迁——以新竹新埔双堂屋刘宅为例

本论主要将台湾北部新竹、桃园等地客家人居住地区的祠堂。从化人类学及历史学的立场,进行探究客家族群何以坚持中原化及血胤相承的原因,其中特别选择新竹新埔上枋寮的双堂屋刘宅作为例证,主要是刘姓家族不仅在祠堂所在双堂屋的左右发展成围龙屋的型态。其后代子孙更在屋后的山坡地建立了祖塔,作为供奉及保存历代先人“金身”（骨骸）之所,由于刘姓祠堂与祖塔建筑完整呈现其家族对于化与血胤相承的理念,因此举例解说。     

景颇族传统节日的文化表达--以目瑙节为例

民族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多彩,不仅是民风民俗的展现,更蕴含深刻的文化意韵。目瑙节作为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是景颇族集宗教、心理、历史、艺术、伦理等为一体的综合文化的代表。从对景颇族节日文化的探析中可知,节日中的文化是多元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