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半月刊与“禹贡学会”——天津历史博物馆馆藏期刊介绍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我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罪行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广大的人民群众纷纷起来,要求抗日,一些爱国学者也加     

水族地区发现日军侵华罪证

60年前的1944年11月25日,日本侵略军中路的铁蹄敲破荔波南大门的黎明关,揭开了“黔南事变”的序幕。     

蚌埠十七学子“援黑”抗日记

<正>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此后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开启了14年的浴血奋战。当“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安徽后,有一群尚在中学读书的热血青年,他们成立抗日救国会,组成义勇军“援黑队”,决心奔赴黑龙江抗日前线杀敌,以实际行动救亡图存。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数日之间,辽宁、吉林沦陷,随后黑龙江沦陷,热河被围,日军铁蹄横行于白山黑水,所到之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三个月之间,我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广大土地和同胞完全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一贯坚持侵略中国的所谓“满蒙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它灭亡中国的严重步骤,终于导致了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一场空前的浩劫。从战争进程和范围看,“九一八”事     

山西“一二·一八”血案

一、山西大学“救国会”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恣意横行,屠杀同胞,而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剿共”,采取“安内攘外”的不抵抗主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浪潮。     

水族地区发现日军侵华罪证——军用手票

60年前的1944年11月25日,日本侵略军中路的铁蹄敲破荔波南大门的黎明关,揭开了“黔南事变”的序幕。在“黔南事变”发生60周年的一个寒冬的雨夜,我在水族聚居的三都县征集抢救水书,偶然征集到一     

杨虎城将军囚居玄天洞纪实

二十世记三十年代,国共两党的争战尚未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便踏上了找东北大好河山。多少同胞流离失所,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针对蒋介石“捷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如怒涛排空,不可遏止。由此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然而,“西安事变”之后,坚决要求抗日的杨虎城将军却被蒋介石以派到欧美考查为借口,解除了兵权。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国外考查的杨将军耳中后,将军便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法国马赛起程回国,立志共赴国难,效命抗日疆场。可…     

关心战事

自从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侵犯华北,中国军队奋力反抗.一时间.全国群情激愤,掀起了抗日高潮.但是,由于蒋介石“不抵抗”密令的传达,华北很快陷落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中原和江南一带也岌岌可危,人心惶惶.     

皖中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历史考查

“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即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以什么方式来解决国内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呢?我党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作出了决定,决定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抗战前,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彻底改变不合理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殊死的战争,国内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服从于民族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有利于团结抗日,又减轻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削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可以发动广大农民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论抗战初期的重庆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日本侵略军开始将其铁蹄踏入中国领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组织敌后抗战团体以支援抗战。以漆鲁鱼为代表的暂时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一批党员在重庆组织了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重庆救国会"),在其存在期间重庆救国会指导其下属组织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民政府的反动行为进行斗争,还为前线抗战举行募捐、慰劳等活动。这些活动使重庆救国会逐步成为重庆大后方在抗战初期的领导核心。大量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也唤醒了重庆民众的抗日热情,掀起了重庆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李仲公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出版前后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刚辞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而“称病”闲赋苏州的李仲公,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主张,并提呈具体“方案”,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约见商谈,虽然蒋介石从同意其主张到反悔,李仲公却成为国民党内最早提出“联共抗日”主张之人。此时,李仲公译著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成为爱国知识分子拍案而起的抗日先声。     

东北抗日联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事件宣言》。22日,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东北人民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建立抗日游击队。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冀中“五一大扫荡”亲历记（上）

“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罪恶滔天的摧残,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的另一场浩劫。尽管过去60年了,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它忘记。     

关玉衡上校亲自砍下了日军间谍的头

1931年6月26日,发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的“中村事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一桩重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84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导致东三省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东北人民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     

吉辽黑十县义勇军代表孙竞愚关于组织义勇军之苦衷及抗战实绩致军委会呈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陷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东北义勇军在政府不出兵驱日的情况下,毁家集资,编练民兵,奋起抗日,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本史料是军政部参谋本部第一厅关于吉辽黑十县义勇军代表孙竞愚呈为组织义勇军苦衷及抗战经过事实致编纂组的公函,反映了东北义勇军早期抗日的决心和艰辛以及他们极希望得到国民政府承认和帮助的迫切心情。     

抗战初期新军二-三旅的战斗历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向我华北各地进攻,平津相继失陷,山西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北方局从天津迁移太原,坚持抗战,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并发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建立了抗日武装青年抗敌决死队。     

几位岳池人与早期的《四川日报》

抗日战争初期,重庆、成都先后发行过一份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四川日报》,在巴蜀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该报创办者,是岳池人毛畅熙和他的几位好友同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次年12月28日,日本侵略者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     

七七事变以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方面现存的档案史料,论述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实施“满蒙政策”的同时,制定并实施的“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1935年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华北事变的发动;广田内阁期间,日本以华北分治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以及“佐藤外交”对于该政策的调整与失败;七七事变前夕的近卫内阁,继承了上述政策,并最终发动了“中国事变”。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日本局部侵华行动的指导与依据。从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来看,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经由华北事变,迅速走向“中国事变”,包括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在内的这个历史过程,并非偶然;它不但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且构成了日本侵华“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