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岭南山林寺院经济与地方社会

<正>岭南地区具有深厚的禅宗文化传统,佛教是岭南传播最为久远和广泛的宗教。汉代岭南地区便有佛教活动。南朝梁天监年间,禺峡山始建峡山寺。唐代岭南山林佛教兴盛,禅宗六祖慧能创禅宗南宗,将岭南佛教推向全国。清初江南和岭南佛教最为兴盛,与其时遗民逃禅集中在此二区域密不可分。“明末清初士人逃禅成风,大批文人士绅的皈依,也使得清初岭南释儒交融愈甚,     

“青齐土民”与南朝社会——以五六世纪摄山千佛岩为中心

南京摄山千佛岩南朝佛教造像的创建者及受众,主要是南渡的"青齐土民"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士人、僧侣、齐梁皇室、摄山周边的居民等。由于信仰习惯、佛教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江南土著及早年南渡的高门贵族对其似无兴趣。以千佛岩为中心的宗教活动虽然对南朝社会影响有限,却使都城建康以北地区出现了"青冀化"的动向。在探讨各地区间佛教造像的样式关系时,应当考虑到造像创建者及受众的地域背景。     

庄严法相 心性理趣 嘉兴博物馆藏佛教文物赏析

正公元前六世纪,释迦牟尼在古代南亚次大陆北部地区创立的佛教,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入中国。三国吴赤乌年间西域僧人康僧会创立的海盐金粟寺,为江南最早的佛寺之一,因此嘉兴成为江南佛教流传最早的地区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江南一带偏安一隅,佛教盛行,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后嘉兴"民物渐繁,     

重庆奉节白帝城藏南朝石刻佛像

正2013年,由四川博物院等单位编著的《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正式出版,将四川地区出土南朝造像的全部资料汇集在一起,内容翔实,为研究川地南朝佛教造像提供了便利[1]。1995年笔者赴四川省奉节县(今属重庆市)考察时,在白帝城保管所大厅内倚墙壁看到一尊南朝佛像。这是川东地区前所未见的,也未见诸于报道,可以作为四川地区南朝造像的补充。佛像为圆雕,用质地较细腻的砂岩雕造而     

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与佛教教团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佛教兴盛,佛教教团与归义军政权关系密切。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建立归义军政权得到佛教教团的巨大帮助,僧使来往于长安敦煌之间,作为幕僚参与归义军政权决策活动,地位崇高,政教间互相依赖、利用,佛教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呈现空前兴盛。归义军后期佛教教团地位下滑,政权制约、干涉佛教教团事务,高僧成为官府释吏,政府法令渗透到佛教教团的清规戒律之中。     

佛教与北朝史家的历史撰述

佛教对北朝史家历史撰述有很大影响。首先,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意识到官修史书记载佛教的必要性。其次,佛教兴盛促使北朝一些史家撰述了一些专门的佛教史籍。最后,佛教影响了北朝一些史家历史撰述的体例和体裁。     

成都地区在南北朝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川地区至迟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就已受到西来佛教思想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遗物。成都从汉末佛教传来之初到南朝末年情况非常特殊,在南朝统治的264年中,它有一半时间不在其控制范围内,从未完全归属过南朝中央。在民族和化传统上成都与甘陇地区的关系比与中原或南朝中央地区更近,因此成都地区与中原及建康地区实际上是三个并立的化区。从东晋至南朝,因北方战乱,佛教在东传过程中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地区在三个化区中均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佛教思想及其造像特点兼容了南北的一些特点,同时形成了不同于南北的地方特色。历史背景和化因素的改变在佛教造像上都得到了反映。     

浅析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

佛教到隋唐时期其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达到新阶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论述隋唐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分析了佛教在隋唐时期兴盛的成就表现及特点,以揭示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状态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从华府到洞天——东晋南朝墓葬形制解读

东晋南朝流行的券顶式长方形墓葬,其建筑形式来源于中原地区的洞石墓,其文化含义可能与侨居以及道教的修炼有关,那就是迁居江南的北方人士虽然死在了江南,但却始终想回到自己的故土,想乘坐上带有卷棚的"安车",躺在安车式的墓葬之中,实现回归的梦想。当故乡已经完全不可回归的时候,侨民们又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佛教和道教的方式,将墓室视作洞天福地,就地修炼超升。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1989年12月,四川省汶川县出土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因出土地点为唐代仁寿寺的旧址,故判断这批造像原供奉于该寺院。这是继1921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造像之后,又一次在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造像中有或为一释迦二弥勒佛的三佛题材,以及双观音的组合形式,这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以及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图像资料。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首尔弥陀寺水陆画研究

《甘露王图》是韩国举办"水陆斋"等荐度亡灵仪式时供奉所使用的佛教题材绘画,与中国水陆画同宗同源,其性质大致相同。朝鲜王世为了荐度亡灵,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愿刹",首尔的弥陀寺便是首尔地区的"愿刹"之一。虽然佛教在朝鲜时期受到了排挤,但是朝鲜王世比较重视水陆斋,随着水陆斋的兴盛,《甘露王图》也成为了朝鲜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题材绘画。     

南京六处六朝佛寺遗址考

<正> 南京的佛教寺院始于孙吴,初兴于东晋,大盛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关于当时佛寺的盛况,因唐人杜牧诗中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语,所以一般文章中常用“四百八十寺”之数,而根据正史及佛教典籍所载,南朝首都建康的     

唐前期江南折租造布的财政意义——兼论所谓唐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南朝化

唐令关于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的规定,仅见于《通典.食货.赋税下》。从中无法得出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为开元二十五年新制的结论,但也不足以断定它是重申武德七年令。陈寅恪说折租为布为南朝旧制,依据只是两条明显失校的南齐资料。南朝并无折租为布的制度。唐代江南的折租造布算不上国家财政制度史上一大变革。南北朝财政收入构成大同小异,北朝与南朝,关市之税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都远不及田租或户调。甄琛说南朝仍崇关鄽之税,北魏唯受谷帛之输,都不符合历史真实。南朝关市之税在其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即使比北朝高,也不表示南朝国民经济国家财政较北方进步。     

南朝法华经普门品变相——论刘宋元嘉二年铭石刻画像的内容

自东晋至南朝，观音信仰已普及民间，名称由光世音转变为观世音，刘宋元嘉二年铭石刻画像正值过渡期，其内容所示，南朝佛教不仅具有贵族佛教的性格，而且已存在于极为平民化的信仰基础之上。     

由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看当前的西部大开发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北方 (较偏于西 ) ,而不在南方。东晋南朝时期 ,江南的经济在南迁的北方人民和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从此以后 ,江南 (较偏于东 )的经济就逐步赶上并超过北方 ,中国的经济重心 ,也便由北方移到南方。以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来对照今日的西部大开发 ,可以得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借鉴和启示。     

东吴立国与江南佛教

东吴立国与江南佛教严耀中东吴立国虽然时间不长,但江南佛教则由此奠基,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若干特点。本文对此论述的同时,还力图阐明佛教形态是如何受政治触动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江淮是最先流播的地区之一,按周叔迦先生的说法,是汉时三个佛教重地中的一个①,但说...     

湖北省境东晋南北朝的佛教传输与义学分布

本文分析了今湖北省境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输态势,探讨了其对该地佛教义学分布的影响,指出传统认为的南北朝佛教“南朝重义解、北朝重禅行”的见解在地理分布上值得重新审视。     

岷江上游的唐代经幢和造像碑

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唐代造像碑与经幢,以及佛教石刻造像数件,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以来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汉至北魏秦州佛教史料与麦积山石窟(二)

北魏佛教受凉州佛教及其它十六国佛教影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文成帝复兴佛法直到北魏灭亡,佛教持续兴盛.以云冈、龙门等为代表的大量石窟寺的营建,以及其它佛教遗存都是北魏佛教发展和兴盛的实证.泰州一带,麦积山石窟也开始大量开凿,终成为陇右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寺,也成为陇右佛教的中心.史料中高僧的活动、地方官员的奉佛以及佛教势力的增长等,都表现出秦州佛教的发达,并且与麦积山石窟的开凿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