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與北宋徽宗朝的政治文化

通過與宋真宗朝的比較,本文探討了北宋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及其所體現的政治文化背景。徽宗朝祥瑞體系與傳統的區別在於:首先,徽宗朝的祥瑞是日常存在的,而非突發的事物。其次,徽宗朝瑞物的核心部分,是當下的製作,主要是新製禮器。再者,君主本人是祥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宗朝的祥瑞體系建設,並非爲了合法性,而是展現了徽宗時代"自我作古"的歷史定位;其内容與手段,則體現了"儒學復興運動"之於現實政治的雙刃劍意義。     

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

宋人对苏轼的评价,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在苏轼入仕以前,得到的是众口一词的好评;在入仕以后,特别是在卷入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关争后,是毁誉相参,乌台诗案、贬官黄州、逮谪岭南时期以及在他死後的徽宗朝,可说毁大于誉,但即使政敌仍不得不称许其文才,其师友门生对他的评价更未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南宋前期,宋王朝鉴於北宋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     

北宋徽宗朝"贡士"与"进士"考辨——兼评《皇宋十朝纲要》编撰体例

宋人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五《徽宗朝》,在"进士"目下,将徽宗朝的"贡士"榜一并收录,今转引如下:     

祥瑞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影响

祥瑞,或称为"瑞应"、"嘉瑞"等,意为"吉祥福瑞"。祥瑞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对原始宗教的崇拜及天地信仰的形成。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思想中,祥瑞不仅成为儒教信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之一,更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借助于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祥瑞是对古代政治秩序的合理解释,由此产生了广泛地社会影响。     

现代中国的“都市眼光”：20世纪早期城乡关系的认知与想象

“都市眼光”是现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的重要内容。自晚清开始,在整个社会生产结构发生转变之前,尚未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的“都市”已经集中了时人对於物质文明与政治生活的诸多希望。不仅读书人聚集并认同於此,国家的目标也转移到了都市。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逐渐转变为“农村”,更成为负面的象徵。到20世纪三十年代,“农村破产”之说盛行,鲜明地体现了现代中国社会意识与社会现实的不同步。城与乡成为对立的文化范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种充满想象又富於构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述,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     

祥瑞观念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民间的泛化

祥瑞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祥瑞意识发端于原始先民的自然崇拜意识,两汉时期,祥瑞思想系统化并成为一种理论体系,魏晋以后的隋唐时期,祥瑞观念不但作用于当时的政治,而且反过来作用于民间信仰。     

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

本文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修己治人”论在汉代何以能够实现。当位居政治上层的人物致力於“修己”,显示出了只要是人就应该具备的姿态时,受到感化的民众於是对此模仿,力求奋发向上。本文针对被感化一方的主体性契机,对上述现象产生的逻辑进行了考察。切入点置於反映民众主体性的“翕然”一词之上,指出民泉具有的立志从善之心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行为下得到觉醒,民来试图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自己的不善,而“翕然”正是用来形容这一连串心理动态的词汇。汉代教化政治中的“治人”是在政治上层人物的“修己”下觉醒的民众从主体上开始向善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从“国朝旧制”到“开元新制”——唐代宗室零体政治面貌的重塑

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後凋——苏辙晚年事迹考辨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在向太后的主持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北宋的历史从此进入以奢侈荒唐着称的徽宗朝。坐上皇位的徽宗写了五首诗来悼念哲宗,其中有云：     

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北狩途中最早制造了"太祖誓约"的传说,其原因是为了将汴梁的失陷归咎于宋钦宗。由此看来,"太祖誓约"实是徽宗为了将赵宋大统传于宋高宗,而向其转达的一系列复杂政治讯息中的一部分。根据曹勋在其回忆录《北狩见闻录》中所记,徽宗向高宗传达的口谕主旨并非"太祖誓约",而是一系列预言高宗未来登基的"瑞应"故事。本文通过解读《中兴瑞应图》画卷来探寻曹勋如何参与、影响这段历史。然而,"太祖誓约"的核心思想——即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并非曹勋作为一个曾效力于四朝帝王的"近习"所关心的重点。虽然宋高宗在其执政前期认为"太祖誓约"的传说对证明其继位的正统性有一定的政治价值,然而后来秦桧为相期间朝廷对文人士大夫言路大加压制,事实上与誓约的主旨背道而驰,这才最终导致誓约的内容不见于高宗朝的正史记载。曹勋所记载的"太祖誓约"传说在不同史料文本中的差异,极有可能来源于他本人为了迎合高宗朝政局而对徽宗原话所做的修改。李心传于宁宗嘉定元年完成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乃是最早把曹勋版本的"太祖誓约"融入了宏观历史叙事的现存史料。     

试析崇宁通宝大钱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宋徽宗赵佶当朝时期,权臣蔡京打着继承王安石变法的旗号,倡“丰享豫大”之说,大肆聚敛财富,扩皇城,搜奇石,垒寿山,建道观,大兴土木,讨好徽宗皇帝,以巩固自己的权位。经济上实行掠夺性货币政策,竭力主张铸行如崇     

《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通过钩稽史料,排比史实,发现《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太宗朝所能有,亦非真宗、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月十日天宁节的仪制。但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所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     

"基督教国家"的理念和现实基础

基督教在由“出世”倾向朝“入世”倾向转变的过程中,提出了神权统治的思想体系。利用中世纪初期西欧政治秩序的混乱,基督教会凭借其经济、文化和社会势能,实现了其政治理念,把中世纪的欧洲锻造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即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这个进程充分反映了宗教意识形态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影响。     

夭鸟入圣域：汉代鸱鸮图像的信仰内涵与阴阳表征

汉代传世文献将鸱鸮贬斥为“夭鸟”，同时期的图像资料却揭示了鸱鸮的另一重文化内涵。今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出土60件不同题材的艺术品皆绘有鸱鸮，它们多“允恭玄默”，与众祥瑞共处“天”所在的信仰空间。鸱鸮性情威猛、夜察毫末，在墓葬环境中被赋予辟邪御凶、引魂升仙等功能。汉代鸱鸮图像兼具自然属性、天文属性与宗教属性，体现了墓葬文化独特的信仰体系。因鸱鸮与五月的属性同为“阳中之阴”，故汉代人选择“阴气啎逆阳”的夏至、五月初五或五月望作枭羹以禳除邪气，这是阴阳从类思想对饮食习俗的渗透。     

祥异，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解读弘治《徽州府志·祥异》

祥异是明清地方志中用以记载自然灾害和祥瑞的,其内容一般都是自然现象,但背后却含有深刻的政治寓意,用以讥讽天变、人事、民穷、吏污之弊,实质上是一种民间的政治批评。文章以弘治《徽州府志·祥异》为例,重点揭露“祥异”背后的政治玄机。     

《读本朝史有感十首》考释

《读本朝史有感十首》是现存宋诗中唯一一组“本朝《实录》”的“读后感”,可视为简要的北宋“党争诗史”.其作者应为刘克庄,而非通常认为的项安世;“本朝史”一辞在此专指宋代官修诸朝《实录》,而非泛指一切关于本朝史事之官私史籍、笔记;刘克庄因担任实录院检讨官、国史院编修官之机会,加以自身的写作习惯与政治际遇,遂有此作.     

北宋东京宫城“禁中”考论

北宋东京宫城西北部的“禁中”,是君主私人空间。此禁中自宋初以来不断调整、发展,其在绍圣四年（1 097）的门户,东为迎阳门、会通门,南为垂拱殿后门、需云殿后门、龙图天章宝文阁后门与皇仪殿门,另有延春阁门为禁中的西北部出口,其范围小于以往学界所认为的“内朝”或“禁中”。内朝诸殿阁与龙图、天章、宝文等阁,实际上处于北宋的禁中之外。学界对北宋“禁中”概念的模糊认知,既受到当时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受到北宋晚期特定语境下的“禁中”与制度化的“真禁中”混淆影响,更受到南宋人对北宋制度错误认识的影响。与唐代相比,北宋禁中是较单纯的君主生活区,政治功能减弱,最显著的特点即内朝被排除在外,这是北宋皇权强化与士大夫政治的双重体现。     

明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探析

“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万历朝奏疏“留中”事例萌于神宗初政时期,万历中期以后趋于严重,成为凸显的政治现象。这一现象使得国家行政中枢的运转机制被破坏,政府功能亦随之下降。万历朝奏疏“留中”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张居正时代国家行政中枢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君臣双方的严重冲突。奏疏“留中”既反映万历朝政治上层统合力之趋弱,又映衬出明代政治文化对君主绝对专制保留的些许约束,这种约束与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价值意识密切相关。     

论两汉时期东朝兴替与内朝荣衰

两汉时期,东朝兴起与“内朝政治”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汉王朝特有的政治生态。研究汉代东朝与内朝二者的关系,对汉代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战略乃至汉代之后的古代史都有深刻的启示。而且,对当今的民本思想与反腐倡廉方面,亦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唐文宗朝政局与懿安太后

在唐後期历史上,唐宗朝政局动荡不稳,宦官擅权、党争激烈,皇帝受制於家奴,大权旁落。究其原因,有学认为宗朝始终存在着一个以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为首的“元和逆党”,是政局变动的主要操纵。“元和逆党”是指弑宪宗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