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前期清廷整顿财政的努力与限度——以清查外省库款为中心的考察

光绪前期,国家由战时回归常态,清廷致力于恢复因战争被破坏的各项财政经济体制。光绪八年,经户部奏请,清廷饬令各省设局清查藩库,旨在革除司库积弊,掌握外省库款真实情况,加强对外省财政的监管。清查过程中,地方督抚基于畛域利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外省内部财政整合也遇到了不小的难度,成效不尽理想。此轮清查外省库款行动,是光绪前期整顿财政的重要一环,折射出该阶段清廷整顿财政的复杂境况与限度。     

辛亥革命時期清廷的戰時財政運籌

戰時財政是一種非常態財政,辛亥鼎革期間,爲配合戰爭機器運轉,清廷被迫放棄預算財政軌道,轉入停辦其他新政,籌措所有潛在財源,力顧國防的戰時財政狀態。在部庫與省庫均近乎告罄的情況下,部省極力籌畫舉借外債,但先後格於列强的中立政策,不具成效;統兵將帥與北省督撫極力獻策發掘内款的各種方案,卻依然難遂人願。因部庫窘困,清廷針對戰時請款不得不流於敷衍,空言指撥,而無實際,戰時財政運籌由此陷入絶境。它折射出財政改制面臨巨大變故後,國省財政應對乏術,内外疏離趨於顯性的極端態勢。     

八省土膏统捐与清末财政集权

清末鸦片税收是中央与地方争执较多的领域,地方固守与中央控制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八省土膏统捐是清廷在扩张财政以编练新军的背景下,将地方经营有效的联省合办统捐的权力收归中央的重大举措。地方督抚对此暗中排拒,使清廷推行财政集权的意图难以如愿贯彻。这一事件反映出清末中央与地方逐渐疏离的趋势,亦可概见练兵新政推行中政治与财政环境之纷乱。     

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政策和措施

皇太极对漠南蒙古的政策和措施关树东有清一代,蒙古各部尤其是漠南蒙古完全被置于清廷控制之下,不论平时放牧生产还是战时从征作战,都要绝对服从清廷的法令,清太宗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首先归附清政权,随征作战,立下显赫战功。使长期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蒙古部落服...     

清朝同光时期贵州隔省捐输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后,东南各省军费浩繁,应解贵州的协饷欠解严重。同治三年(1864),清廷将道府州县等实官收捐权收归户部,但在三年后允许贵州省继续开办,贵州省借机办理隔省捐输,赴外省推行实官捐以抵充协饷。贵州先后在湖南、四川、湖北、广东、广西、江苏、山东等省设立黔捐局,至光绪五年(1879),捐输所得超过2170万两。探究这一时期的贵州隔省捐输情况,可以看出作为传统财政收入的捐输在晚清财政体系中仍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可以透视清廷调剂省际财政的努力及其实际运行。     

由脱序到整合:清末外省财政机构的变动

清季外省财政机构通过裁局改制,经历了由纷乱无序到财权相对统一的重要转变。裁局改制前期注重节流主义,后期相对重视制度改变。光绪末年的财政改制主要是督抚司道的自发调整,宣统年间则是来自清廷“裁局改制”谕旨和度支部的督催。外省督抚虽遵照谕令实施变革,但却力图控制财政实权。度支部统一财政、强化各省藩司实权的愿望受到督抚的表面应付,实难如愿达到目的。由于机构整合过程中受到各种制度和人事影响,通过改制设立的省财政机构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特征,在分科办事、职员构成和运行习惯上,未能与旧传统彻底区分。清廷和各省在财政机构的改制上,尚存在着“能力”与“努力”的各种约束,改制结果并不纯粹是积极的。     

华北事变后中国各界对战费问题的讨论

从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是中国战时财政理论发展的关键阶段,战费动员思想由此走向理论化和政策化。其特征之一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战时财政理论体系,提出了战时财政动员的具体方策,在战费规模、战时财政预算、战时税收、公债和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有了实质性发展,并为指导全面抗战的财政动员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战费动员思想的来源,主干是西方的战费动员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结合本国国情而提出的,其提出者多曾求学西方,并参与了抗战时期战时财政动员实践与政策制定。通过对华北事变到全面抗日战争前夕战费动员争论的描述与分析,可以重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战费动员思想史的转折意义和积极影响。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评介

<正>太仓库是明代后期中央公共财政库藏的核心机构,它的白银收入支撑着明代后期公共财政的很多支出,后期北方九边的军费更是离不开太仓库的白银。但是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与太仓库在明代国家财政中的地位极不相称。2021年,苏新红《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其独有的特色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一,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明代户部太仓库的学术专著。太仓库全称“太仓银库”,成立于正统七年,隶属户部,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得不偿失的新政——清末蒙藏边陲编练新军研究

晚清以降,蒙藏诸边遭受着内外而来的双重危机。外部俄英日等竭力染指侵吞这些地区,内部清廷统治腐败亦导致了这些地区部众生活日益艰难,对清廷统治日渐不满。为防止“外敌”侵吞边陲,同时也防止蒙藏诸部分崩离析,清末时人企图通过“练军经武”来解决这一危机,编练新军活动最终被作为传统藩部地区新政的重要内容,推上了历史舞台。但内部的腐败无能、财政空虚和藩部王公领主的反对,以及外部殖民势力的阻挠,均严重影响到此项新政的进行,相反这一新政却成为蒙藏王公领主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催化剂。清末蒙藏诸边编练新军活动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次错误的尝试,不仅未能有效地解决此时期的边疆危机,反遭其害,并给此后的这些边疆地区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出版

由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近日已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共计36万字,13章,内容涉及战时财政和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概况,战时财政收支系统及一系列政策,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政策及战时专卖、税制等多项政策演变、完善,稳定战时金融诸项办法等等,这些     

咸丰朝中后期联省合筹军饷研究

在太平天国战争的打击下,清廷国库极度空虚,传统的酌拨军费制度难以运行,咸丰帝被迫谕令统兵大臣、战区督抚不要依赖户部,而应与其他省份直接协商拨解军费。这一军费咨商协解新谕令很快促成了"联省合筹"军饷计划的运行,前期的江南大营、曾江阵营、庐州大营等,积极筹划联省供饷;后期的长江五省合筹共剿计划也费心筹划。然而,受安全利益、人脉交谊、省区财源等因素的影响,这类联省合筹计划或微有成效,或仅限于筹议。它反映了战时环境下,军饷筹解新制与据册酌拨旧规混合并存的状态。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民国时期福建金融资本财政化现象探析——以1927-1937年为例

金融资本的财政化,实质上是指金融资本与政府财政的密切结合。近代以来,金融资本与财政的结合很早便已在福建出现,如早期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清廷被推翻,票号一直为福建地方政府垫付着部分拨解中央的财政款项,省内政府许多用款更是依赖票号以为周转。     

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分析

沿袭诸多明制的有清一代,创建了用少数兵力控制辽阔疆土的八旗驻防制度,不同时期建立的"满城"即是这一制度的重要载体.直省驻防满城是清廷设置在各行省的驻防城,其意在弹压地方、节制绿营.直省驻防满城的选址有其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这些因素及原则不仅反映出清廷掌控国家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暗含着清廷从早期在各行省设置驻防满城的犹豫,到平定三藩后对全国设置驻防满城的重视,再到通过兴建满城来缓解旗人生计的直省驻防发展过程.分析清代直省驻防满城选址的注重因素及遵从原则,有利于从多角度看待直省驻防,从而为与直省驻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依据.     

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

在甲午战争后第三次大借款过程中,清廷官员在决策层面不能和衷共济:张荫桓与李鸿章围绕借款主导权的争斗贯穿始终,翁同龢则委蛇其间,无所适从,以致时机延误;胶旅事件后,因赫德介入,才与汇丰、德华银行匆匆签订续借款协议;在借款担保问题上,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极力抗争,反对以厘金作抵,与中央争夺财源。以张荫桓的活动为中心,探讨英德续借款达成的原委,可以展现甲午战后清廷内政外交的诸多面相,有助于了解戊戌年朝局变迁的远因。     

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

清代钦派专官巡查外省营伍和吏治夙有其例。清末新政期间,为督责外省开展各项新政改革,清廷逐步将过去个案性巡查活动转变为监理督查外省的常规化操作,财政层面则派遣监理官驻扎各省,监理督责清理财政,这是清季制度变动中引人注目的范例。监理官在外省监理权限的确定比较曲折,其官秩方面虽有提升,但实际授权仍存在诸多缺陷。监理官群体克服外官抵触和旧制惰性,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清末财政监理制度虽具显效,却为其制度本身缺陷所限制,不可能挽救清廷财政颓势,然其鉴戒意义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