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吴簡中的佃客與衣食客——兼談西晉户調式中的“南朝化”問題

本文依據長沙吴簡,從"佃客"與"衣食客"入手,對西晉户調式中的"南朝化"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爲:孫吴建國時期,江南大土地的開發已經打下良好基礎,包括蔭"佃客"與"衣食客"等在内,各項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建制都基本形成,並反過來對中原産生了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西晉滅吴,統一中國,頒佈的户調式,含有包括蔭"佃客"與"衣食客"等的江南地區的内容,是十分正常的。     

对魏晋“奴客并称”问题的辨析

奴隶制下的奴婢和封建制下的佃客,本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社会地位的劳动者,而《三国志》和《晋书》上却往往将“奴客并称”。当今学术界的一些重要论著和论文析述“奴客”并称的原因时说:一方面,于魏晋时期“客的卑微化”,使当时“对奴和客不需要严加区别”了(见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另一方面是魏晋时“奴隶制的     

六朝“西州城”史迹考

“比官□记”砖铭西州,是六朝时代扬州的州治所在,西州城亦即古扬州城。扬州在西晋之前治无定所,西晋永嘉年间（３０７－３１２年）中,州治始定于建康（今南京）。《晋书·地理志》曰：“扬州合统郡十八,县一百七十三,户三十一万一千四百。”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     

客家风俗要录

据史书记载,从西晋起,黄河中下游一带由于多次战乱,汉族人陆续南迁,辗转来到赣、闽、粤和台湾等地,被当地人称“客家人”.目前,我国约有客家人口3500万以上,他们的衣食起居有著独特而有趣的风俗习惯.这里记录的是闽西南客家人的奇风异俗.奇异的民居客家人居于“客”的地位,大多居于偏僻山区,当时盗匪啸起,加上惧怕当地人的袭扰,“惟恨所居之不远,所藏之不密”,故营造“抵御性”的城堡式住宅——土楼(见封底).这种土楼奇特而神秘,有的单座独霸山顶,象是一个硕大的蘑菇;有的几座十几座紧挨在一起,仿佛是古罗马的城堡.它的形状有方有圆,也有府第式,交椅体等,宏伟壮观.     

魏晋时期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的关系

世族地主和部曲、佃客是魏晋时期的两大阶级,部曲、佃客的身份、地位很复杂,魏晋时期的世族地主垄断着国家的政权,世族地主与部曲、佃客的关系也就构成当时最主要而且很独特的阶级关系,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对我们从整体上认识魏晋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宫中“对食”

《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裁《魏忠贤乱政和客氏》一文,其中谈到“对食”问题,有一段较详的说明: 按宫中惯例,宦官们都要轮流在乾清宫值班,但不许太监在宫中做饭,所以值班者只好带冷饭。宫中女婢,皆有“爨室自炊”,因此太监们都托她们代温饭食,故称为“对食者”,或称“菜户”。客氏原与魏朝为“对食”。其后魏忠贤与客氏相私。“一     

行走客地：穿越千年的迁徙

独特的方言和文化民俗．使客家容易被外界误认为是个“少数民族”。其实,客家是正宗汉族的一个分支族群。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中原的汉民族为避战乱和饥荒大举南迁,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经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台,最终形成了独特且稳定的客宋民系。     

趣话孙楚酒楼

明清金陵四十景、四十八景中有“楼怀孙楚”一景,即指六朝胜迹孙楚酒楼。楼原建于江东门外古白鹭洲上,因负才不遇而流寓金陵的孙楚雅爱饮酒,常与客饮宴赋诗于此,后人仰慕其才气,更感慨其际遇,为纪念他,遂以名楼。孙楚酒楼后迁水西门外西水关附近的秦淮河畔。西晋初...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

吴简中的普通民户按财产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等级,而一些赤贫户则被划在这三个等级之外,称为“下品之下”。吴简中的“调”,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既无资料证明吴简中大量存在的调布、调麻、调皮等记录与户品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户分九品之说。当时“下品”及“下品之下”户非常贫穷,官府可能有意安排这些民户从事“给吏”、“给卒”之类特殊徭役并减免其赋税负担。起初未必有歧视他们的用意,但具有特殊意义的“吏户”、“兵户”,可能却由此在三国后期逐渐形成。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关于西晋田赋制度问题——对王天奖“西晋的土地和赋税制度”一文的意见

关于西晋田赋制度问题,由于文献不足,从来学者们的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因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看法归纳起来有下面几种: (一)邓之诚认为:西晋的“田赋”与“户调”是合而为一的,(着重点是笔     

试论两税法对唐代私奴婢的影响

众所周知,唐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的两税法包括地税、户税两部分。地税的征收以田亩的多寡为据,户税的征收以户等的高低为本。定户等的标准则是“量其资产”。“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里,据以定户的资产是否包括奴婢?占有奴婢与交纳户税有什么关系?史书中有关两税的令文未作明确交待,治唐史者亦尚未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为此,就所见资料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霞浦古县洋发现“元康”年号墓砖

最近,霞浦方厝城村（位处古县洋）首次发现“元康”纪年墓砖。墓砖一侧有“元康”、“富贵”和“万年”、“神君”八字。“元康”、“富贵”用钱纹隔开,“万年”、“神君”用人像隔开,这丽组图文又用篦梳纹隔开。据考古专家介绍,出土纪年砖上“纪年＋吉祥语”这种形式文字,西晋以前曾在铜镜等器物上出现,到西晋时期才出现在纪年墓砖上。     

西晋五古的结构特徵和表现方式——兼论“魏制”与“晋造”的同异

与汉魏五古相比,西晋五古最显着的变化在於篇制结构层次的多样和丰富,以及因诗行构句追求内容的对称性而形成的“俳偶渐开”的语言特色。结构的变化导致西晋五古发展了在魏诗中已露端倪的铺陈倾向,使诗歌的叙述和抒情突破了汉魏诗单一场景的时空限制,能够更为自由地组织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场景、完整地展现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致地描写景物和人物心理。以上特徵虽然造成了西晋诗歌为後代诗评所诟病的“繁文缛旨”等缺陷,但大大拓展了五古的容量,是五言诗体式由汉魏向晋宋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清宫珐琅彩瓷

清宫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在故宫旧藏的档案和器物的原始标签上都是这样称谓的。中国古代彩瓷从广义而言,包括“釉下彩”、“釉中彩”、“釉上彩”以及釉下彩与釉上彩相结合的“斗彩”四大门类,具体地讲有青化、釉里红、素三彩、五彩、红绿彩、金彩、墨彩、珐琅彩等品种。最早用彩斑装饰瓷器釉面始于西晋的褐斑青瓷,此后经隋、唐,历宋、     

李三孤堆楚王墓铸客类铜器新论

李三孤堆楚王墓是目前发现的规格最高的战国晚期楚国王室墓葬,出土有72件带铭文铜器,其中以带有“铸客”或“铸器客”铭文的铸客类铜器数量最多。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经全面梳理国内外文博机构所藏铸客类铜器,共统计出42件（套）,其中有6件铜器铭文中虽无“铸客”或“铸器客”词组,但在造型、纹饰或铭文写法上与铸客类铜器存在紧密关联,亦可纳入。结合楚简和楚国玺印材料对铸客类铜器铭文进行分析和考证,铸客可能是地位高于冶师与佐的掌管铸造的楚人职官,其所铸器物的使用/保管机构大多为与饮食相关的内府机构,服务对象为楚国王室成员。     

从张家山竹简看汉初的赋税征课制度

西汉初期的赋税制度,过去有不少疑点。现从张家山汉简得知：当时的田税主要是田租和刍禀。征收办法是既“按顷计征”,又与“人户”有关。田租与刍禀税的比例是12．7：1;而末业税的税目繁多,有各种工矿税和市税、关税等。税率较高,有的达20％以上,反映了官府对工商末业的重税政策;汉初的赋目基本上沿袭了秦制。敛赋方式有按“口”、按“户”两种,按户征收的“户赋”,非口算之外的独立赋目。“户赋”与“赀赋”,二者不当混同。     

丝绸之路上的“花儿”——出门人之歌

“花儿”是流行于甘、青、宁三省的一种民歌形式,发源地为临夏。花儿所涉及的内容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花儿的创造者、传播者———出门人(脚户歌、筏子客、商贩)频繁往来于丝绸之路,他们借助花儿表述心中的苦闷,抒发心中的情感。     

田甄等人并非“被压迫者”

漆侠先生的《西晋末年以流民为主的各地起义》一文(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一辑),论及赵魏地区汲桑与乞活帅田甄等人的军事冲突。认为他们“同是被压迫者”,分别为司马颍司马腾报仇,而“演出了历史的悲剧”。     

西晋墓葬出土空柱盘研究

空柱盘流行于西晋时期北方地区的墓葬中。本文通过对西晋时期洛阳地区墓葬及其他地区所见空柱盘材料的类型学分析,对空柱盘的形态、性质、功能等有了一定的认识。空柱盘体现了魏晋时期薄葬的丧葬观念,其在洛阳及西安地区形成了一定的埋藏习俗,为墓葬祭祀所用,符合“晋制”流行的时空范围,可能是魏晋时期丧葬制度下诞生的用于祭祀的新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