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與陳寶箴及湖南維新運動

本文詳細敍述了張之洞與陳寶箴自光緒十二年(1886)至二十四年的交誼,説明陳寶箴是張之洞志同道合的僚屬和政治盟友,且在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上大體一致。張之洞對《湘學報》及湖南維新運動的干預,陳寶箴都予以支持和配合。兩人共同上奏了廢八股的科舉改制奏摺,暗中有抵制康有爲學説之意。陳寶箴上奏要求下旨康有爲將《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並在變法最關鍵時刻提議召張之洞入京,主持朝政。由於御史黄均隆的不實彈章,慈禧太后誤以爲陳寶箴曾保舉康有爲而將之革職,張之洞根據陳寶箴的請求,保全了長沙試辦的保衛局。     

戊戌时期的学术与政治——以康有为“两考”引发的不同反响为中心

《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被后人视为康有为推行其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而时人则目之为“康学”。但同为“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考”问世后所引发的反响却不尽相同。前者因问世较早,且没有涉及太多“孔子改制”等微言大义,故时人的评论基本上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的;而后者因其鲜明的“改制”主旨,时人的评价也由学术转向政治。反对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不同而对其学术大加攻击;支持康有为变法者,因政见与康有为一致而宽容、理解其学术,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戊戌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     

张蕴古与《大宝箴》

唐人张蕴古的《大宝箴》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资政文献.它集中展示了儒家的君道理论,被史家认为“文义甚美”,其中不少警句成为后来执政者之龟鉴.张蕴古因上奏此《箴》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被擢授大理丞,但三年后却因李好德一案引起太宗盛怒被斩于东市.研究证明,他的被杀,固然是由唐太宗喜怒无常的性格缺陷所致,而张蕴古本人也确实存在恃宠而骄、自作聪明的玩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咎由自取.     

《笘誃日记》所见江标函稿七通考释

<正>江标(1860-1899)为晚清名臣,在任湖南学政期间改革旧制,大兴新学,声动全国;也是俞樾门下弟子,终生崇奉乾嘉朴学;同时又在诗词书画方面成绩斐然,是一位博学多能的学者。其交游甚广,相关信札也多有留存,例如已出版的《艺风友朋书札》、《陈宝箴集》、《汪康年师友书札》、《盛宣怀档案名人手札选》、《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等书中即有收录,国家图书馆还藏有其致叶昌炽札五十馀通(即《江建霞尺牍》),这些史料在相关研究中已多有利用。此外鲜为人知的是,国图所藏江标《笘誃日记》中也记有部分函札底稿,可以补充其与李文田、张之洞、吴大澂、陈宝箴等晚清重臣的交游事迹,纠正此     

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为张之洞辩一诬

１８９８年１１月起,流寓日本的梁启超开始在其主编的《清议报》上撰文检讨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痛诋发动政变、再度垂帘的西太后。在论及政变发生的“总原因”时,他指出两点,一是“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一是“顽固大臣痛恨改革”,并将顽固大臣分为两类,满族王公大臣如载沣、刚毅和汉族大员如张之洞。在说到张之洞时,他列举了两条顽固事例,其一为“去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在湖南内河行小轮船,湖广总督张之洞不许,曰：‘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诘张曰：‘我虽不行小…     

陈宝箴智劝曾国藩左宗棠

正曾国藩曾有一个门生叫陈宝箴(1831-1900,官至湖南巡抚),他也曾当过左宗棠的幕僚。有一次,陈宝箴从湖北左宗棠的军营出发,到南京去见曾国藩。当陈宝箴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曾府时,曾国藩发现他满脸都是汗,就问这是怎么回事。陈宝箴笑着说:"我今天做了件好事,刚刚替别人做完和事佬。"接着,陈宝箴告     

百亩耕花花埭宅——康有为在广州芳村的园庭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以一介微不足道的荫生资格,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奏了一篇长达五六千字的《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日本所作的《我史》(发表时被题名《康南海自编年谱》),一直是研究康有为及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然对其写作时间及部分内容史学界却一直感到困惑。又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用语,或有与史实不尽相同之处,该史料也为严肃史家所慎用。本文根据《我史》的手稿本(题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对《我史》的书名、写作时间及其各抄本与刊本的关系进行了考订,大体可确定其光绪二十四年末的写作时间,也认定各抄本、刊本在文字上与"手稿本"并无大的差异。本文作者又对"手稿本"上康有为本人的修改进行了辨认,发现《我史》己经过康有为事后的修改,内容有了不小的变化,其中《民功篇》应写于光绪十三年,《人类公理》、《公理书》属后来的添加,而大同的思想、诸天讲的思想也属后来的添加。     

“陶阴”之典

《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茅海建宏文《张之洞与陈寅箴及湖南维新运动》读来酣畅淋漓。页257注②引张之洞致邹代钧信云：“弟重回鄂渚，虚度陶阴，建树无能，补笪乏术。”     

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庚子事变后清廷宣布实行新政 ,要求内外臣工献计献策。在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倡导下 ,先有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动议 ,后演变为由刘坤一领衔与张之洞一起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三折》由张之洞主稿 ,其主要思想来源仍是以《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 ,同时 ,对于确立张之洞在新政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重要意义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三立保定之行一节之疏证

关于陈三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保定之行,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所记从细节到大要,都颇有讹误之处,不可尽信。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开复在光绪三十一年而非二十九年;袁世凯主张立宪之隐情非仅陈三立一人窥得,而是路人皆知;并非袁世凯主动邀请陈三立,推荐者乃毛庆蕃;等。尤其是陈三立对于立宪的态度,陈寅恪也出现了误判。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予以辨正,以期近真。     

康有为与朝鲜儒士的交往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甡,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1]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朝鲜儒士痛定思痛,怀着＂国家兴亡,     

陈宝箴履历单解读

清代官员履历单是研究清代人物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湖南巡抚陈宝箴四份履历单,完整地记录了他仕途的全过程。以履历单为中心,结合陈宝箴的诗文信札、传世的陈宝箴传记,可以贯通陈宝箴一生特别是他在漫长候补期内的行年事略,理清线索脉络。这四份履历单尤其是两份未刊履历单,不仅为今后陈宝箴评传、年谱写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清代的官制研究也有个案价值。     

光绪才是戊戌变法的真领袖

2008年12月,傅国涌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即使在轰轰烈烈的一百零三天里,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2009年1月,杨天石则在《北京日报》上撰文指出：“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这一年是戊戌年。它是以康有为为领袖,得到光绪皇帝充分支持的政治运动……”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康著《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和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多有夸张,然而,从今存《杰士上书汇录》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多部著作进呈本,仍能清晰地看到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思想交流。光绪帝采用了康有为的建策,5次保全康有为,并在百日维新的后期,准备设立懋勤殿以安置康有为。康有为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吴大澂致盛宣怀信札考释

<正>国家博物馆收藏有《名人书札》稿本一册,线装,正文由信札原件粘贴装订而成,系上世纪50年代原中国革命博物馆购自西单商场艺美部。封面题签"名人书札第一册",下钤"韩凌云章"白文方印。内有吴大澂、张之洞、陈宝箴、冯光遹、翁同龢等人致盛宣怀信十数通(含盛宣怀去世后孙宝琦写给其家人信一通),信末未署年代,部分署日期。其中吴大澂致盛宣怀四通信札时间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     

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汉末新初十二州有梁州无益州考

扬雄所作十二篇《州箴》可为汉末新初十二州名目依据.今所见《州箴》题名皆非扬雄原题.由扬雄《州箴》《官箴》固定格式可推断出《州箴》所体现的真实州名,所谓《益州箴》对应的真实州名应是"梁州".汉末新初十二州有梁州而无益州.     

尊君、改制与"实理公法"的初创——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的世界观形塑为中心

随着19世纪末期思想与时势的密切互动,康有为在《教学通义》《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述当中,通过对传统经学与西方学说的"创造性诠释",初步实现了他对于心目中新世界观的形塑.这一新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有三:第一,在新的政治制度设计当中,凸显对于君权与大一统的尊崇;第二,在新的知识谱系与道德关系当中,以平等与人道的原则,建构以几何知识为框架的"实理公法";第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重塑孔子"托古改制"的"素王"形象,进而推动儒学在殖民时代的自我转化与全球扩张.这一奠基于"实理公法"之上的新世界观形塑,意味着康有为开始尝试以一种倾向于客观知识与外部制度的"普遍性",取代传统儒家世界观重视内在德性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