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钱在唐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

唐代以开元钱为本位币,平民普遍使用开元铜钱。由于经济发展较快,铜钱不能满足所需,有时出现了实物货币,其中谷帛成为最通行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谷帛之所以能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在唐代长期占领流通领域,还有一个原因,除了开元钱,所铸其它年号铜钱不合标准,常有减重变质,因此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混乱,私铸泛滥。当铜钱出现上述情况时,谷帛总会出现,充当货币职能,代替铜钱使用。不论唐代的货币制度还是流通货币本身,都有其特殊性。     

走马楼吴简所见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

吴国实行过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吴简显示,在非盐铁产区,封建政府通过控制工匠以及钱之类,实行铁官营,力图控制铁器市场;通过盐米和酱贾米之类名目推行盐官营,垄断了盐业市场;又通过酒租具钱,在嘉禾六年前实行了酒类专卖。     

走马楼吴简所见“具钱”、“行钱”试解

吴简中的行钱指质次的流通之钱,具钱指形制完好、分量充足的钱。行钱使用主要与实物发生关系,或用在政府支出方面;具钱则是缴纳货币之征的各种货币,以及统计收入之用。而这有折算关系,但具钱的价值始终高于行钱。吴简中具钱、行钱并行现象的出现是东汉中后期币制混乱所产生的后果。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

吴简中的普通民户按财产分为上品、中品和下品三个等级,而一些赤贫户则被划在这三个等级之外,称为“下品之下”。吴简中的“调”,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既无资料证明吴简中大量存在的调布、调麻、调皮等记录与户品有关,也没有证据证明户分九品之说。当时“下品”及“下品之下”户非常贫穷,官府可能有意安排这些民户从事“给吏”、“给卒”之类特殊徭役并减免其赋税负担。起初未必有歧视他们的用意,但具有特殊意义的“吏户”、“兵户”,可能却由此在三国后期逐渐形成。     

議走馬樓吴簡中的貨幣

長期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爲魏晉南北朝時期商品貨幣經濟衰頽,自然經濟統治地位加强,穀帛取代了貨幣成爲交换媒介,三國時期尤甚。但是走馬樓吴簡顯示,臨湘即便在物物交换的歲月中,貨幣也没有絶迹。隨着社會經濟生活走向正常,加之吴國許多徵收錢的賦税名目對貨幣經濟的出現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大體在嘉禾年間,貨幣交换媒介和價值尺度的功能終於恢復,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激增,估計臨湘貨幣的流通量應該過億,甚至更多。新的貨幣——八億錢也出現了,但它並非臨湘流通領域中的主要貨幣。在市場上,貨幣和米布並用,由貨幣肩負價值尺度的功能,大概是吴國統治時期臨湘貨幣經濟的最佳境況。     

再论走马楼吴简中的诸吏

吴简证实吴国确实存在吏户。这是孙权在建国前就承认地主依附民合法化,激化劳动人手争夺的结果。为确保奴役对象,官府针对诸吏制定了各类专门簿籍,强化控制。本来在《吏民田家莂》租佃制度中享有优惠的郡吏和州吏随着这些专门簿籍的建立,其优惠相继丧失或即将丧失。诸吏或供官府各部门奔走驱使,或耕种限田,承受残酷的剥削。他们服役期超过平民,并祸及与其共居的父兄子弟,被征发为"子弟佃客",乃至空户从役。若有逃亡,必须征发"下户民"替代,在户籍中给予"子弟"的身份。凡此,皆表明诸吏实质上已是官府依附民。     

走马楼简"荩钱"考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可见为数不少关于“钱”的记录,应反映三国孙吴所征各项税收。本文试结合史料,对其中“荩钱”的含义进行探讨。“荩钱”可能就是秦汉时常见的刍稿税。李均明先生提出简文原为“刍钱”而误作“荩钱”,更加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略说走马楼吴简中的"老"

走马楼吴简之户籍文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把所登记的人口按年龄区分为三个年龄段,分别称之为“小”、“大”和“老”。其中前两个年龄段所对应的具体年龄,学界同行已取得共识,即“小”指14岁以下的人口,“大”指15岁以上的人口,与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情况相符。然而,关于“老”的起始年龄如何确定,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有学者把吴简中“老”的起始年龄推定为61岁(汪小垣：《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载《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本文拟根据“老”在赋税徭役方面所应享受的待…     

走马楼吴简"草刺"考校

走马楼三国吴简中有一种文书形式自称"草刺",文首多书"草言"二字,是撰写文件草稿的记录,内容包括所书文件的概要、撰写日期及撰写人,用于备案待查.此类文书可略举58例,并其释文可进一步校对.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见“调”的含义——兼与王素同志商榷

王素等同志的《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提出了孙权时期的长沙郡既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又有户调制的实行。我曾于2000年就这一问题写了一篇短文,认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向王素等同志提出了质疑。此后,王素同志又在《历史研究》撰文反驳了我的这一看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正式出版后,提供了对吴简中有关“调”字的涵意进行全面考察的条件,因而我把吴简中有关“调”的竹简按其表述的不同方式区分为六种类型,并分别说明每种类型的“调”都不能作“户调”解释,从而动摇了孙吴有户调制的观点的论据。     

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

<正>目次一绪言二"襍钱领出用馀见簿"的整理三襍钱"承馀新入簿"与"入受簿"的整理四库钱账簿体系与孙吴基层财政收支五结语一绪言近年来,湖南地区发掘清理了大批保存在古井中的简牍,包括三眼井楚简、里耶秦简、走马楼西汉简、东牌楼东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走马楼吴简、苏仙桥吴简和晋简以及兔子山战国至三国简牍。古井简牍遗存与边塞简和墓葬简不同,其发掘、整理和研究的模式不仅应借鉴边塞     

走马楼吴简所见户与里的规模

根据吴简统计,户平均4.80人,与传世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五口之家"相符.吴简中的里,其规模多在2～50户之间,不像传世文献中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长沙郡自东汉以来,人口密度已略有提高,但直到三国初期,地广人稀的状况依旧,里的规模仍然无甚变化,说明此时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明显改观.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吴简"里"只是一个虚拟的户籍单位,而"丘"作为临湘地区的一种居住单位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到孙吴时演变成带有强烈屯田色彩的居住单位,但还不能视为一种"聚"与"村"之间的自然聚落方式.出现"同丘不同乡"反常现象的原因为某人从某乡迁移到另一乡某丘居住、耕种时,其户籍单位未能及时变更,故在缴纳赋税时只能记在其原来所在乡的籍账上.     

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the heyda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the monetization and sharp increase in the supply of silver stimulated 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rise of regional merchants groups, and increased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ll reflecting the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is period. Along with commoditization and monetization of the economy, monetary supplies and government financial behavior had increasing influence on the economy. The shortage of monetary supplies gave rise to three economic depressions: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Jiaqing’s reign, and Daoguang’s reign. This study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scholarly debate over the “stagnation” or “growth” of the Qing economy perhaps merely depends on the period of time and aspect of the economy one examines. The two viewpoints can be somewhat reconciled. Translated by Feng Mei from Qingshi Yanjiu 清史研究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2008, (3): 24–43     

从货币流通量看清代前期的经济增长与波动

文章在探讨清前期的货币体系及经济货币化进程的基础上,对1651-1860年间的货币流通量进行了粗略估算.进而依据清前期的货币流通趋势,主要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清代前期二百年间的经济增长与波动.认为18世纪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白银的货币化和供给量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推动的长途贩运和地域大商帮的兴盛,工农业生产的提高共同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化进程的加快,货币供给量和政府的财政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经济中货币供给量的不足,分别在清代初期、嘉庆和道光时期出现了三次比较大的经济萧条,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该文的研究表明,学术界关于清代经济发展中的"停滞论"和"增长论"或许仅仅是基于不同时段和不同侧面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协调.     

走马楼吴简所见"乡"的再研究

走马楼吴简中有相当数量涉及“乡”的材料,为增进对孙吴时期乡吏与乡政的认识提供了可能。“乡界”作为界域限制在地方社会统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乡界”的“隐核”是公开的实地审查,应与“科核”同义。县廷派往各乡的吏员有劝农掾、典田掾、市掾等,依各自职能在乡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职名是“部吏”、“乡吏”的具体化表述。“乡吏”可能并非一种专称。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账簿体系试探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的账簿,包括收支分类账簿、作为会计凭证的账簿、与常规会计结算有关的账簿三大部分。收支分类账簿以各种钱物的入仓入库为起点,设置了米、钱、布、皮四种收入总分类账,其下统驭若干级内容详略不同的明细分类账。作为会计凭证的各种账簿,可提供相当完整的关於组织财政收入的会计信息。孙吴官府仓库的会计常规结算形式为月结、季结和年结三种,并设置了与之相应的账簿。     

贝是商代的货币

商代大量使用贝 ,不是对女性的生殖崇拜而是以贝为货币。在商代和西周时期 ,贝已具备作为货币的四种职能 ,是实用的货币。在中国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元、明、清时期还有用贝作货币的。货币的出现 ,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商代是我国先秦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 ,社会出现分层 ,各阶层间财产差别悬殊 ,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各阶层都需要商品 ,而各阶层所需商品种类各不相同 ,由此出现商品的多样化。     

“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吏”与“民”一起编制于基层乡里,同为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权利义务相同,而“吏”稍优于普通编户,并不存在独立的“吏户”。吴、蜀亡国时所献簿籍中的“吏”数为全国总户口数之内的吏员人数,并非另外之“吏户”。孙休永安诏与吴简中的吏一脉相承,每户服役人数经历了孙权时期1·29人—孙亮时期3人—孙休时期2人的演变,并非“空户从役”。迄今已公布的吴简和文献资料都不能证明“吏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