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埃及的本土埃及学,经历了一个酝酿、开拓、发展、繁荣的发展历程。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埃及学的知识,为本土埃及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本土埃及学发轫于欧洲列强斗争的夹缝中,形成了以卡马尔为代表的第一代埃及学家、以哈桑为代表的第二代埃及学家,这两代埃及学家是本土埃及学的开拓者。在1922年埃及独立、图坦卡蒙法老陵寝发现的刺激下,埃及学领域也出现了反殖民主义的声音,从而极大促进了本土埃及学的发展,本土埃及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逐步形成了第三代本土埃及学家群体,他们的成就得到了西方埃及学界的认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本土埃及学进入繁荣期,第四代本土埃及学家在考古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研究领域日益拓宽。     

试论埃及经济的殖民地化

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十九世纪中期,埃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地。十九世纪末期,埃及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本文拟对埃及经挤殖民地化作初步的探讨。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的埃及经济1517年土耳其人入侵埃及,使埃及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并开始对埃及实行军事封建统治。它派遣总督(帕夏),独揽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土耳其官吏占据着埃及统治机关的一切职位,土耳其士兵驻守在埃及。不过,埃及原来的地方行政机构还保留着,埃及的马木路克军事封建主(约有一万人)有着强大的势力。十八     

国外

埃及社会动荡"连累"埃及世界遗产埃及局势发生动荡以来,在埃及世界遗产所在地偷盗文物、私挖遗址遗迹周边土地现象日渐增多。在世界遗产大会召开前,埃及掀起了一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运动。6月12日,埃及世界遗产国家管理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希望申请更多遗迹成为世界遗产。     

20世纪以来的埃及学研究

诞生于1822年的埃及学,是一门研究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和科技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发展至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但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对人类文明做出重要贡献是在20世纪以来逐渐取得的。经过数代埃及学家的共同努力,埃及学已有很大发展,古埃及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日新月异的埃及学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     

眼界

埃及 6月30日是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上台一周年,数万埃及人在开罗解放广场聚集示威,要求穆尔西下台。由于持续动荡,埃及经济发展停滞,物价上涨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致使示威抗议不断。     

《托姆博斯碑》译注

《托姆博斯碑》为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一世在尼罗河第三瀑布托姆博斯竖立的石碑。托姆博斯作为埃及南部边疆,是埃及与努比亚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该石碑划定了埃及的南北疆域,反映出埃及对努比亚的控制状况,是埃及与努比亚交往的重要文献。     

论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

古埃及进入第二中间期以后,统一王国分裂,来自迦南的希克索斯人以阿瓦利斯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外族政权。希克索斯人在埃及的统治是自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埃及化的过程。虽然他们在埃及有些破坏活动,但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灾难,反而在吸收埃及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埃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从某种角度讲,希克索斯人的统治是对埃及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埃及民族解放进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

从埃及在19世纪后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开始,埃及共产主义运动就成为推动埃及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埃及共产主义运动是1919年民族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迫使英国殖民政府重视埃及人民的呼声,在埃及获得形式上独立的过程中充当了关键角色。埃及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摧毁了英国的殖民基础,动摇了法鲁克王朝的根基,为1952年7月革命的爆发准备了充足条件。埃及共产主义运动与自由军官组织关系密切,不仅直接参与了7月革命,而且参与了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争,巩固了埃及的民族独立地位。虽然埃及共产党最终未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却在新政府中扮演着工程师的角色,推动纳赛尔政府实施了部分社会主义措施,其影响直至今日。     

书讯

刘文鹏著《埃及考古学》于200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该书是刘文鹏先生继《古代埃及史》之后的又一部埃及学通史性专著,是其多年从事埃及考古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总结之作。本书从古埃及史前考古学开始叙述,直至希腊罗马时期埃及的考古学,包括早王朝与古王国时代、     

黑法老的兴衰沉浮

公元前730年,来自非洲内陆的努比亚国王皮耶沿着尼罗河顺流而下,连下数城。他随即率领大军用燃烧的火箭猛攻高墙森严的埃及首都孟菲斯。有着黝黑肤色的皮耶模仿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等权倾一时的埃及法老塑造了自己的形象。皮耶声称自己是埃及的合法统治者。他打败埃及北方割据一方的各路枭雄,在随后的75年中,实现了努比亚统治下埃及的统一。他的继任者巩固了对埃及的统治,一度称雄三角洲。     

专家解读局势走向 “埃及将会持续动荡”

"尽管7月8日埃及军方与武装分子、部分激进的示威者爆发了流血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我依然认为,埃及军方此前介入局势并罢免总统穆尔西是正确的决定。"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埃及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海亚教授如此表示。很显然,对军方介入政治斗争,埃及国内和国际社会至今仍争论不休。叶海亚认为,军方的决定照顾了多数埃及民众的民主诉求,不能简单地将军方的行动等同于是对反对穆尔西的人的支持。埃及的中东政治学者塔里克告诉记者,埃及军队介入政治进程是对该国民主进程的延续和修正。他认为,2011年     

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影响

埃及与巴勒斯坦在地理上和历史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埃及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埃及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此后该问题一直是埃及对阿拉伯政策的重要方面。埃及的积极推动,为巴、以和谈僵局的突破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方面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埃及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     

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和竞争中的埃及和埃及学

埃及学是由拿破仑军事远征和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催生的产物。它的建立和发展见证了埃及沦为殖民地的全过程。在英法等国收集文物、争夺考古发掘特权的过程中,诞生于殖民时期的埃及学经历了在欧洲列强文化中成长以及在夹缝中生存的不寻常历程,而西方学者语境下的埃及学所构建的古埃及历史与文化,使得现代埃及人处于两难的境地。     

阿道夫·埃尔曼的埃及学研究

德国埃及学家阿道夫·埃尔曼是国际埃及学界一位大师级学者,他著述宏富、门生众多,在国际埃及学研究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埃尔曼最早对古埃及语的不同阶段进行了细致的划分,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古埃及语语法规则,最终构建了对古埃及语文学研究的历史语言学方法,从而将埃及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正是由于埃尔曼的努力,使得埃及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同时也奠定了德国学者在国际埃及学研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军中大佬”成为埃及真正的“法老” “政变推手”塞西

埃及一夜之间"城头变换大王旗",总统穆尔西被赶下台,最高宪法法院院长曼苏尔就任临时总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台前的曼苏尔和幕后的国防部长塞西将是埃及国家的"掌舵人",直到选举产生新的总统。相比台前的曼苏尔,塞西无疑是埃及当下的真正"大老板"。虔诚温和的少壮派军官作为埃及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塞西是军中的"一号大佬"。塞西1954年11月出生在开罗,1969年就开始在埃及陆军服役。1977年,塞西在埃及军事学院获得了军事学学     

十月革命对埃及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

20世纪初,为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埃及人民掀起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随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埃及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埃及的有志之士以十月革命为榜样,积极宣传苏俄革命,在埃及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大中城市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组织工人罢工运动。在此基础上,1922年建立了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埃及社会党,并按照共产国际指示于1923年改名为埃及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     

古埃及“帝王谷”考古的新发现

与其他古代明相比较,古代埃及人更为重视来世生活,于是为自己修建理想的坟墓便构成他们今世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坟墓本身及其丰富的内存又是古代埃及人“今世”生活甚至整个古代埃及明的鲜活写照。因此古代埃及人的坟墓为我们了解古代埃及     

中国的埃及学研究

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埃及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埃及学,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世界各国埃及学研究共同组成国际埃及学家协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广泛进行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使全世界埃及学研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本拟就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作一阐述。     

帕勒莫石碑及其学术价值

帕勒莫石碑是古代埃及已知最早的王室年鉴。它还有其他6个版本。它们来自于两块不同的石碑。帕勒莫石碑的书写年代是古王国时期,是埃及人为神庙而刻写的,是他们祖先崇拜的一项重要内容。石碑关于埃及前5个王朝的记述不能被用来重建埃及早期历史,它只是揭示了埃及早期王权思想,即国王的行政职能和宗教职能。     

古代埃及瘟疫的传播和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古代埃及,瘟疫广泛存在且种类较多。尼罗河既是古代埃及人的主要水源也是其交通命脉,因此也成为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一方面,囿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古代埃及人往往把瘟疫的发生理解为神明的惩罚,因此通常通过向瘟疫之神献祭并念动咒语的方式来驱逐瘟疫对人的伤害。另一方面,埃及人也能理性地面对瘟疫的发生,并积极运用医学知识治疗瘟疫,采取措施有效地阻止瘟疫的蔓延。瘟疫的传播不仅对古代埃及社会产生影响,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埃及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同时,瘟疫的传播也是埃及与古代近东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