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

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国际商人外交组织发起,由太平洋地区各国工商界所派代表参加,对中国商人来说是第一次直接的国际商人外交活动。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要求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友谊的呼吁;阐明了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以及建立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宣传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商务状况的误会;提出了开发资源、发展交通、增进国际商务合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1925年成立到1950年解散前后存在了25年.它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胡适曾于1931-1938,1946-1950年间两度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入了学会,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一个松散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组织转变为一个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所遭遇的两难选择.     

七十五年前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及胡适的一篇佚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出兵侵占中国东三省。事过仅一个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在中国举行。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之前和开会之中,不仅在国内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更是引发激烈的抗争。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由美国学界和商界人物发起组织的非官方性质的政治学术团体,于1925年7月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届大会。参加者为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朝鲜、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太平洋区域内及沿岸国家的代表112人。会议主旨是对太平洋沿岸各国面临的问题及国际关系之症…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中、日学会的交锋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亚太地区民间团体组成的一个旨在维护国际秩序的非政府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组织分别召开京都会议和上海会议,就中国东北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日本学会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遏制中国学会的积极活动,为日本的侵略政策辩解,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成为日本政府的御用工具.中国学会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会议成为"无硝烟的战场"和中日国联大论战的预演.会议虽未就东北问题达成共识,但对国际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九届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关战后太平洋地区重建问题的讨论

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成立于1925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亚太地区民间团体成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1945年1月6-17日,第九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镇召开,来自中、英、加、美、澳、法、荷、印、韩、泰、菲十一国的代表讨论了战后对日本处置、远东地区经济发展以及附属领地问题,这些讨论和研究为雅尔塔会议和渡茨坦会议创造了基础.由于太平洋学会会议不公布正式会议记录,这份收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反映了中、美、英等主要国家代表对战后太平洋地区重建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日本天皇(The Throne)和财阀(The Zaibatsu)的处置意见,有助于人们了解战后远东秩序建立的相关背景,对于研究战后至今太平洋政治格局的建立与演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1929-1937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以金陵大学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为中心

1929至1936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在卜凯主持下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这是当时官方之外所组织的最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之一。作为调查的成果,《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自其问世,即备受学界关注,至今仍对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试从学术史的角度关注这一调查研究,探讨其缘起、进行、结果,特别是它与其最主要的赞助者——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关系,并由此窥探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该学会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经济学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赞助。     

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 --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

“中日关系问题”是1931-1945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的重点之一。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员在“中日冲突”的问题上,先是主张忍让,继而主张抵抗,继而主张彻底打败日本。这种态度上的演变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认识演变的结果,也与列强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本扩张所持的态度转变有关。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新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如今,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中国召开,已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了。但是,设想一下,50年以前,在建国初期那百废待兴的艰苦日子里,要举行一个有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位代表参加的盛大国际会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作为当年会议新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的我,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至今仍历历在目,许多感人的场面难以忘怀。 当时,刚刚从战火中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还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以保家卫国。何况,美国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     

凌道扬参加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及其主持太平洋沿岸国家森林资源调查史料

1933年6月,凌道扬①受中央研究院派遣,代表中国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②,并当选为太平洋科学理事会林业组主任委员。会后,他组织太平洋沿岸国家的林业专家组成委员会,着手进行森林资源调查,以资国家行政建设之参照。他曾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求资助,虽未获结果,但调查工作仍颇具成效。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凌道扬从各方获得的调查资料没能及时携出,报告最终未能编竣而功亏一篑。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