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的分期与编年方法

流传至今的高句丽好太王碑拓本总数不少于100种。除原碑以外,上述这些拓本构成今天好太王碑文研究的最主要的研究资料。传世的各种好太王碑拓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制作的,由于拓本上大多缺少题跋或有关拓本制作年代的记载,许多拓本的收藏者无法判断自己的拓本是属于哪一时期的拓本。这直接影响着此碑释文的研究,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拓本的性质和拓本价值的判断。在好太王碑拓本的编年研究中,石灰补字拓本的编年是最为困难的。本文将以数十种传世的好太王碑拓本为资料,对拓本的分期和编年方法问题做一番探讨,并力图采用一种新的更为接近真实的拓本编年方法。     

好太王碑原石拓本的新发现及其研究

建于1500余年前的高句丽好太王碑,其碑文是研究朝鲜古代史、日本古代史及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本文所记新发现的王氏藏本是百年以来我国首次公诸于世的好太王碑原石拓本。该拓本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拓本之一,是不同于“精拓本”的另一种类型的原石拓本。作者将新发现的拓本与其它原石拓本释文进行了比较,并对该拓本的跋文和日本水谷拓本的年代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看法。     

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拓本探赜

汉西岳华山庙碑隶法遒劲,"方流圆折,奇正互出",被誉为"汉隶第一品"。由于碑石明代已毁,此碑的拓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旧拓之流传有绪者仅存四本,其中宋拓长垣本相对较早,存字最多,题跋丰富,是最有价值的拓本。该拓本不仅有助于了解西岳华山庙碑的原貌,而且有助于认识汉代的书法艺术、雕刻艺术和思想文化,因而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拓本上的题跋多出自明清名家之手,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玄秘塔碑"出土"前后

方若《校碑随笔》间接提到玄秘塔碑的出土。说该碑最旧的拓本是“初出土拓本”。玄秘塔碑是不是出土的?什么时候“出土”?如何“出土”?     

碑版鉴定问题举例

(一) 某碑拓本的时代,一般根据碑中某字存、某字缺来断定。但同时必须全面了解此碑的历史、各时代碑文之存佚、前人的考证过程和结论,还要从书法角度看全碑书势,比较各种拓本的纸墨和拓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字体的风格神韵。 例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两本宋拓九成官醴     

高句丽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的新发现——对1884年潘祖荫藏本的初步调查

高句丽好太王碑立碑于晋义熙十年(公元4 14年) ,其碑文是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史和东北亚古代史的重要史料。多年来,有关此碑的研究一直是东北亚地区中、日、韩、朝各国古代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最近在北京新发现了一种好太王碑早期墨本,经初步研究,确认此本即是1884年苏州文人李鸿裔赠给清光绪朝工部尚书潘祖荫的早期摹拓本。该本是目前已知有年次记录的最早的好太王碑墨本。该本上所附四份题跋还为今天的好太王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浙江省博物馆藏金石拓本整理札记二则

全文由《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早期拓本》与《朱翼盦旧藏珂罗版<洛神赋十三行>册》两则藏品整理札记组成。《三老讳字忌日记》,又名《三老碑》,今藏杭州西泠印社,是现存最早的东汉石刻之一。关于三老碑的出土时间,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在清咸丰二年。笔者通过对浙江省博物馆藏道光年间六舟拓本的考辨,认为旧说有误,馆藏本应是目前所见存世最早的拓本。民国珂罗版《洛神赋十三行》册,系著名碑帖收藏家朱翼盦先生旧藏,后有朱家济先生的长跋,弥足珍贵。     

征购汉刘熊碑记忆

正汉《刘熊碑》全称:酸枣令刘熊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碑文取隶书,现存拓本已是石碑断为二石后所拓,上块残石存5行,每行12字;下块残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个字。对于此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便已有记载,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城的《金石录》等也有著录。南宋洪适的《隶释》又详记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前尚未断毁,后来不知何时残断为两块,断毁的残石亦下落不明。该石碑流传至今的墨拓本极稀少,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有双钩摹本,翁亦未曾见过原拓本。     

唐宋期间之行书碑

唐代碑刻以真书与隶书为正格。自沙门怀仁集王右军书圣教序以来,继之者僧大雅集右军书刻兴福寺碑。据《铁函斋书跋》云:“古今碑刻集右军书见诸载记者凡十八家。”集王书以外,如李北海等大书家相率以行草书碑,遂成碑刻之变格。惟终属少数,行草书碑视真书碑尚不足百一之比。今于传世碑刻拓本中拈出数种以举例说明集王右军书圣教序之影响。     

“墨皇本”圣教序

《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是一部工程巨大的集字碑,它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此碑的艺术价值、内容及怀仁为此碑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前人、今人都有许多评介,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流传下来的它的拓本之一"墨皇本"圣教序(见图)。 "墨皇本"圣教序近年曾屡见文章提及。张彦生同志在《文物》1963年3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拓本,"墨皇本"亦在其内,并称:"崇恩旧藏,称墨皇本,白麻纸,拓工精,用墨重,字肥润,可惜经过重装,字口破伤,多出现纸毛"。又,章归在《文物》1979年1期《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称"现在流传的最早的宋拓本,要推清代崇恩旧藏的‘墨皇’本。……     

贵州省博物馆馆藏“贵州历代石刻拓片”选录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许多本省石刻拓片,广泛涉及到贵州历史和文化的各层面,是研究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许多刻石今已损坏或已消失,这些拓片更显珍贵。本文选录不同历史时期的拓片作一简要介绍,并对其历史背景进行考释,以备查考。     

四川博物院藏清道光拓西汉扬量买山记拓片探微

现藏四川博物院的清道光拓西汉扬量买山记拓片,从内容与文字风格上证实了扬量买山石刻并非伪刻。通过比对以及对拓片上题跋的研究,可知四川博物院所藏3张拓片只有清道光拓西汉扬量买山记拓片为原石所拓,其余2件为不同版本的翻刻。通过原拓与其它汉碑相关文字进行比对,对部分文字进行了释读,考证出刻石之人姓名应为"扬量",厘清了历史上由于没有见到初拓本而造成的文字误读。     

珍秘翰墨——清宫藏善本碑帖特展侧记

古代碑帖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民情、文学艺术等方面,为古代文学、历史学、文字学都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可与历史典籍互相补正。由于年代久远,书翰遗墨传世有限。碑帖保存了各个时代、众多名家的法书墨迹,呈现出各家流派的书法风格,篆、隶、真、草、行五体皆备,实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     

东坡苏公帖碑研究

东坡苏公帖碑是现存刊刻最早的苏轼个人丛帖,也是历史上优秀的苏书刻石之一。本文对该帖作了多方面研究,并特别指出帖碑中保存的《中山松醪赋》“元祜正书本”是仅存的苏轼的两种写本之一,有别于人们熟知的“绍圣合卷本”。该本中苏轼修改的字迹表明它与《中山松醪赋》祖本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帖碑上四种苏轼手迹,三种墨迹已失传,有赖刻石流传,而帖碑是其传世最早的佳刻。因此,东坡苏公帖碑无论在保存东坡书迹方面。还是于苏轼诗赋校勘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也是帖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对象。     

黄易收藏汉魏碑刻拓本的来源

黄易所藏碑帖拓本虽然来源众多,但是主要途径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其一,访碑所得;其二,遣工椎拓;其三,亲友寄赠;其四,出资购买。现仅就黄氏所藏汉魏碑刻略述一二。     

《石鼓文》北宋三拓本述要——兼评徐宝贵“又一北宋拓本之发现”

简述《石鼓》北宋三拓本的发现、流传及各翻印本的情况;评徐宝贵《石鼓三种北宋拓本外又一北宋拓本之发现》一之误。     

新出四方北朝韦氏墓志校注

近年出土的韦戚夫妇、韦彪夫妇等四方北朝墓志,周伟洲、罗新等先生先后做过考释和疏证,兹据墓志拓片,对周、罗的录文进行校正,并附墓志拓片图版,以供研究者比对。     

胡绳旧藏三种

胡绳（1918—2000年）祖籍浙江钱塘,生于江苏苏州。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 1995年4月,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绳第三次莅临湖北襄阳视察时,决定将自己长期写作研究及收藏的2万余册文献,     

近代江南地区工商业会馆、公所碑刻述论

在现有的行会制度史研究中,尚无专文对碑刻本身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刻石立碑是行会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工商业会馆、公所从社会合法性到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行会受到封建官府保护的象征.在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的发展中,碑刻具有传承后世的记忆功能、惩戒违规的警示功能、颂扬美德的激励功能、公布官府法令的告示功能以及征信与佐证功能,有助于形成行业的凝聚力和从业者的自豪感,增强会馆、公所的权威性和同业商人对行业的归属感及维护行业利益的责任感,约束违规违法行为,对会馆、公所的变迁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乾隆与石鼓文

作者根据乾清宫旧藏石鼓文和相关的御制诗文,梳理出弘历传拓石鼓、考证鼓文和新编,重刻石鼓几件史事。说明他本人对石鼓怀有浓厚兴趣,奉之为"千秋法物",同时他也从石鼓得到启发,一再阐明"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的文治思想,并提出了保护、重刻和异地放置石鼓的具体办法。由此也推动了乾嘉考证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