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红山文化筒形器

红山文化的祭祀遗存常见有一种特殊用途的筒形器 ,对其功用说法不一 ,本文以筒形器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对其功用进行了尝试性分析。     

红山文化彩陶筒形器是陶鼓推考

近年来,在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众多的彩陶筒形器。这种筒形器大口、无底、多彩绘,并常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它独特的造型和出土位置,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那么这种筒形器应该叫做什么,又是做什么用的呢?本文根据彩陶筒形器的形制及其出土情况,结合古代文献以及世界民族志的材料,推定其为红山文化人们的乐器——陶鼓。     

黄帝受命有云瑞 夷巫事神琢瑞云

在红山文化墓葬发掘出土的上百件玉器中,玉箍和玉勾云形器是重要的玉神器,尤以玉勾云形器为最最重要之事神用巫玉。其表面器形构架由(?)三种图案组合成复合勾云纹造型,反映了红山文化群体对"云"、"雨"的崇敬和期盼。其深层内涵则是云上有天、天上有神,天神是至高无上之神,具有权威性和震慑性,也为红山文化群体视为保护神加以膜拜。玉勾云形器、玉龙、兽面饰块形器等红山文化玉神器均以云纹作结构框架并普遍应用,说明其群体以崇敬云天为己任,并创建了高度发达的东夷玉文化板块。此一玉文化或可能与"黄帝受命有云瑞"、"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的记载有关联。而"玉勾云形器"之名称不甚准确,经考证古文献,应为"吉云饰玉神器"、"玉吉云形器",宜定名为"玉瑞云纹饰"。     

试谈秦汉筒形器

古代器物的器形特征可以体现制作者的工艺水平和美学倾向。区分与研究古代器物的种类和型式成为考古学分期断代的主要标准之一,还因为其中蕴含着其制作时代的诸多文化信息。人们可以通过器物器形的变化发现古代文化的某些特征,以补充对当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认识。 一、表现出时代特色的秦汉筒形器 秦汉时期常见器物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器形,即平底直体的圆筒形,依部分器物铭文自称,可定名为筒形器。 秦汉时期的筒形器在陶器、铜器、漆器中都较为普遍。据考证,甚至当时用植物枝条编织的筲也制成筒状。这种筒形器在各地汉代画像中时有出现,在各类汉墓中也常     

展览

沈阳:又见红山"又见红山"精品文物展目前正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展览分为"生产与生活""祭祀与崇拜""以玉为葬""红山之路"四个单元,展出石器、陶器、玉器等文物246件,其中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48件,外借展品98件。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集中展示红山文化出土的精品文物。展期至2020年1月16日。杭州:海派书画家作品展2019年11月20日,"海上流韵——大运河(浙江)海派书画家作品展"在杭州博物馆开幕。     

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

1973年夏,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化石戈公社台吉营子大队胡头沟村社员,在村西南2公里许牤牛河东岸断崖上,发现一座被河水冲蚀的石棺墓,从中取出玉器多件。阜新市文化局、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于当年7月对此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在墓上揭露出一个大石围圈和排列有序的彩陶筒形器群,还在南侧清理了另一座随葬玉器的多室石棺墓。经过对地层堆积的探掘分析并同邻近地区有关发现进行比较,我们确定这两座玉器墓和墓上的石圈、彩陶筒形器,均属红山文化的遗存;这里是一处红山文化墓地。在墓地中部,还清理了打破这个墓地的三座春秋时期墓葬。     

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

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的铜提筒在当地越文化中具有代表性。江东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或遗址中常出土一类带提耳的原始瓷筒形器,其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在尺寸、器形等方面与铜提筒多有相似之处。从浙江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出土的一批标本器入手,对这一类筒形器重新进行类型学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功能性因素与岭南铜提筒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明确二者的相关性,进而归纳出此类提筒形器在春秋以后南方各地出现的规律。该形制可能并非被动传播的文化因素,而是百越文化背景下各地的统治阶层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为凝聚族群认同,维护统治利益,而对文化因素和器物形制作出主动选择和"策略性操控"的产物。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河姆渡文化蝶(鸟)形器、陶器上的纹饰与良渚玉冠形器、"神人兽面纹"纹饰的一些联系,从八十年代就为中外一些学者所注意. 日本学者林巳奈夫早在1981年就曾注意到河姆渡蝶(鸟)形器与良渚文化玉冠形器的某种渊源.     

玉勾云形器小考

王勾云形器是红山文化最富特征的器形之一。这一器形与红山文化其它类型的玉器一样,以文字形式报道的多,见之于图录的少,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尽管如此,有些学者仍就勾云形器的来龙去脉及含义作过一些探讨①。本文是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尝试从艺术形象变形与器物演化的角度,力图结合层位学与器物共存关系,给这一器形的大致发展序列提出一种可能性的说明,并解释其内涵。一、演化序列勾云形玉器的基本造型皆由涡旋状主体外连接数个涡叶而成。根据整体形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扁长方形,外圈涡叶较长,中心涡叶与涡旋主体干…     

赤峰市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调查报告

红山位于英金河右岸,紧邻赤峰城区东北部,是一处相对独立的丘陵山地.英金河由西面至北面环绕红山,是远古人类重要的活动区域,著名的"红山文化"就是在这里发现并命名的.红山地势西高东低,由凤凰峰等9个山峰组成,最高峰海拔746米,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西部山体陡峭基岩裸露,岩体呈红褐色,红山因此而得名,东部及南部地表覆盖着厚厚的砂质黄土,形成略有起伏的缓坡沙地.     

平泉县发现元代陶质筒形器

1984年,平泉县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村民王成在当地河套发现一件陶质筒形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件双釉小瓷碗,推测这些东西是暴雨后从墓葬中冲出来的。筒形器高39、口径39厘米,为圆筒形,上口花边式宽沿外侈,沿宽5．6厘米,上饰凸弦纹及锥刺纹,与     

“丫”形陶器——一种未知的史前器具浅析

近年,经大面积发掘的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制"丫"形器,这种未知的史前器具以往极为少见,它是什么?有何用途?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整理,通过文化背景、出土状态、形制分析及同红山文化"丫"形玉器比较,结合历史文化印记与民族学存证,初步判断"丫"形陶器是一种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的信物,很可能是狩猎时行巫术的辅助器工具。其犄角造型应该是猎人们最为熟悉的拟鹿科动物仿形器,使用方式为手持把握或在临时祭坛上插地供奉,以祈求捕获更多的猎物并隐含对本氏族部落保护之寓意。     

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

作为两晋时期典型而精美的青瓷器之一,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和名称众说纷纭.参考狮形器的出土状况,从实用性、经济性、美观性等因素考虑,带背筒狮形器应该是文房用具而非烛台、酒器.并确定它的名称应该叫水注而非水盂.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带背筒象生器的定名也应为水注.     

专业化、标准化和多样性:陶器研究的回顾与观察

在本章中,我将回顾近年来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有关考古学陶器研究的一些新的观念和模式,并探讨对其如何应用和评价的.这次评述主要集中在专业化(Specialization)、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多样性(Diversity)三个重要的概念上,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1981年,我用玛雅低地的一组资料,发表了一个陶器制造的专业化--强化生产演变"模型",并在该模型中提出:在陶器制作技术、外形和装饰的变化中,标准化和多样性相对程度的改变,应该自始至终地反映了生产组织模式的变化,其中有些可以作为专业化来理解.我又研究了不同水平的生产组织所制造的陶器的特征,并进一步设想:由于资源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结果,制陶专业化可能始于精华的、仪式的、高价值的物品的范围内;而且依靠黏土属性的标准化途径在最早的阶段就可能发觉.     

斜口筒形玉器非龟壳说

<正>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典型器类,也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玉器。这类玉器,虽然光素无纹,却用料甚大,掏大而长的中孔也甚费工费时,说明其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1]。但关于这类玉器的功能,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臂饰或腕饰,有人认为是舀米的实用之器,也有人将其称为"箍形玉"、"玉箍形器"或"马蹄状玉箍",认为是一种具有束发功能的玉箍[2]。之后,郭大顺依照这类玉器自身的造型和形制,将其定名为"斜     

红山文化研究新视角——从之字纹筒形罐施纹风格层面考察

之字纹是施于筒形罐上最具代表性的纹饰系统,加强对其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侧重于器形及器物组合分析的思维模式,而对于一些常见的问题,诸如红山文化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之间的关系,红山文化分期及早期遗存等,能够提供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诚然,仅从纹饰方面考察依然有失偏颇,但却不失为一个新的视角。因此,本文希望从之字纹筒形罐施纹风格的层面,对红山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此求教于方家,不当之处敬请斧正。     

妯娌遗址出土的铙形器

妯娌遗址是在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发掘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1].在编号为H153的灰坑(窖穴)内出土了1套3件陶器,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见,且外观若商代铜铙之形,故暂以"铙形器"称之.本文拟对铙形器的形制与性质等做出初步分析.     

三件红山玉巫人评述

红山文化是史前北方燕辽地区一个重要的考古文化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距今约6500-4800年,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出现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为5500-4800年。本文评述重点是红山重器的三件玉雕人像。第一件是考古发掘品。2002年,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墓人骨骼的左侧骨盆外侧出土了一件玉人     

陶器生产专业化演变:一个尝试性模型

陶器研究自考古学诞生以来始终占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中,陶器研究在建立相对年代学、区域文化关系和分辨族群身份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我国,陶器研究长期来也承袭了这种方法,用来建立相对年代和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虽然也有学者关注陶器的生产技术,但是并未涉及与陶器生产有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问题。自1960年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的陶器研究已经走出断代和判断文化关系的窠臼,开始探索更为广泛的领域。其中,手工业专门化是一个深受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涉及剩余产品的交换和贸易,是社会复杂化进程的重要表现。许多学者定义了一系列生产组织的类型来研究手工业专门化的发展,从家庭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经个体作坊到工厂,体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在本文中,赖斯提出了陶器专门化生产需要探索的一系列问题,她认为,经济专业化总是与社会复杂化同步,并认为手工艺的专门化是社会复杂化的伴生物,陶器、技术、形状和纹饰的变化总是反映了生产结构模式的变化。推断专业化生产的方法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证据来自对陶器生产作坊的考古发掘,观察陶土及其他原料、模具和其他工具、陶窑以及烧制的废品。间接证据则从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劳力投入、技术水平和分配方式入手。原料成分、制造技术、器形和尺寸较高的标准化程度一般反映了专门化的批量生产。阅读这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的陶瓷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试谈蚌埠双墩遗址出土靴形器功用

鹿角靴形器,或称鹿角钩形器,是新石器时代十分富有特色的一类遗物。安徽省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这类器物,颇具代表性。本文拟就蚌埠双墩遗址所出遗物进行探究,对这类靴形器的功用发表一下自己的薄见,认为这类器物是集刮抹器表、制作口沿、修整圈足和刻划符号四种功能于一身的陶器加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