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藏书印初考

金毓黻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著名的东北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中国东北史与东北文献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为了从事学术研究,金毓黻搜集和藏有大量图书.文章通过对稿本<静晤室日记>中及现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的部分原金毓黻藏书中所钤金毓黻藏书印及<静晤室日记>中有关其藏书印的记载,共考出44方金毓黻的藏书印.     

金毓黻之渤海上京研究与东京城访古

本文介绍了金毓黻对渤海上京研究及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调查与发掘渤海上京遗址的经过,并探讨了他参与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一同对渤海上京遗址所进行的实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背景及其访古所取得的成果和不足。     

再析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撰写中的影响因素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了梁启超和朱希祖的影响,但金毓黻并非只是简单地采纳、承袭他们的观点;而梁、朱二人对金氏<中国史学史>撰写中的影响因素,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金毓黻史学思想的某些进程.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君子待时而藏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

九一八事变前,"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公务与酬酢甚多,但其主要志趣却在学术。事变中,金毓黻即以读书、著书来消除拘禁生活的苦闷。伪满建立后金毓黻有意地从政界转到学术界,但也被迫参加过政治活动。其间金毓黻与伪满官员维持着学人或旧谊性质的往来,并发展了同日本学者的交往。这种关系网改善了金毓黻的处境,也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随着处境的改善,金毓黻的日常生活亦从深居简出发展到相对自由,但政治环境的压抑与隐居治学的苦闷始终存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是其基于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应对,其间金的"权势"与身份随之发生嬗变,金通过身份转型实现了保身、治学与脱困。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初版时间及定名原因考

金毓黻先生精熟于东北史、辽宋金史、中国史学史,乃20世纪卓有成就的史家之一,所著《中国史学史》一书颇为学界所推重,后世学人对此书的撰述过程、史学价值、学术思想等问题,已多有论述。①然而,关于此书的初版时间、署名变化及最终定名之由来等问题,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笔者认为,《中国史学史》一书的初版时间应为1941年,而非1944年;《中国史学史》在最终定名之前,有《史学考》、《史学考略》、《史学史稿》等名,而最终定名为《中国史学史》,则是"循西人之通称"的缘故使然。下文将略陈刍荛之见。     

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石刻资料中的辽代丧葬习俗分析

辽墓出土的墓志及墓幢等石刻文字蕴含着虽零散但却十分珍贵的反映辽人丧葬习俗的第一手资料。利用这些珍贵的石刻资料,对辽人丧葬习俗诸如“停柩权厝”、“遴选墓地”、“营造墓穴”、“卜占葬期”、“依礼下葬”、“褙葬先茔”、“特殊葬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不仅可弥补文献史料和考古实物对丧葬习俗记载、反映之缺漏,丰富辽代丧葬文化之内容,而且有益于进一步深化与丧葬文化相关的辽代社会史之研究。     

近年庆陵出土辽代墓志补证

1997年,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陵发现被盗陪葬墓两座,皆为夫妻合葬墓．墓主人为道宗弟弘本、弘世。其中弘本墓出土墓志4盒,为“羲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汉文、契丹文各1盒;“羲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氏墓志”汉文、契丹文各一盒。弘世墓出土墓志2盒,为“皇弟秦越国王墓志”及“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汉文各1盒,共计6盒墓志(含哀册)。     

史家三巨擘 同门而异彩——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的交往及学术人生论析

傅斯年、范文澜、金毓黻都是出身于北京大学国文门的著名史学家,都曾师从黄侃,得到黄侃的赞赏。但他们从北大毕业后,与黄侃关系亲疏不一。金毓黻与黄侃关系最笃,范文澜次之,傅斯年最淡。傅斯年、范文澜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代表了史学发展之两翼,且在各自的学术机关居于领导地位。金毓黻与他们二人均有交往,对其学术亦有自己的评论,治学能谨守绳尺,本师说以为学,依违于二人之间。但国学功底深厚,重视民族气节以及对民族文化抱有深厚的情感,是他们立身行事以及学术著述的共同特点,反映了早年共同的师承对其学术的深层影响。     

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

辽朝奄有长城内外,雄踞漠北,其境内生活着众多民族,除了契丹人和汉人外,还有渤海人、回鹘人、奚人、室韦人等。当前对辽代陵寝制度渊源的研究,多着眼于中原文化和契丹本民族的文化,其他文化对辽陵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根据辽陵中的渤海文化因素及其发展演变可知,辽祖陵因山谷而建的陵园形式,是对渤海山城的模仿,纵向的单轴线和南北二分式的陵园布局,则是借鉴自渤海三陵坟墓地。在显陵和乾陵中,祭祀建筑的阶地式布局和瞭望台的设置显示渤海文化因素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在辽代晚期的庆州三陵中,随着政治形势和选址标准的变化,渤海文化因素失去了其所依存的政治基础和物质载体,进而趋于消亡。     

雏凤声清--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评介

在21世纪之初,内蒙古辽代历史考古学术研究领域中,有一项可喜可贺的新成果面世。这就是由青年考古学者盖之庸编著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的出版发行。     

辽代经幢及其宗教功能——以石刻资料为中心

辽代佛教盛行,崇佛的广大僧俗信众,在辽阔的北方大地上,建造了数量可观的经幢,使之成为辽代佛教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但是,同属经幢,却因用途有别而分为不同种类并处于不同场所。尘霑影覆,是经幢石刻的宗教功能所在。     

略谈宋陵神道石刻艺术

北宋皇陵的神道石刻继承了唐及五代的艺术风格,并且被进一步制度化和程式化,较全面地体现了当时的雕刻艺术水平,尤其是在写实性上较前朝有很大发展,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代表了我国石刻雕塑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金代石刻辑校》评介

正王新英编纂的《金代石刻辑校》一书,在2009年11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令研究金史的学友欢欣鼓舞之事。长期困扰辽金史学界研究的,无疑是史料太少。在传世文献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考古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而对于辽代石刻资料来说,目前已有《辽代石刻文编》①、《辽代石刻文续编》②等书籍先后刊行,极大地促进了辽史研究,但金代石刻     

辽祖州石室新考

辽祖州石室位于巴林左旗境内,关于其作用成为千古之谜,有囚室说、辽太祖停尸说、祭祀说、西楼说等众多观点。笔者认为,从辽河流域石棚墓、辽朝初期石椁墓、辽祖州功能及《辽史》有关记载来分析,石室可能是辽德陵,即辽太祖阿保机父亲撒剌的陵墓。     

《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断代质疑

本文对池田温所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的某些断代结论进行了质疑考辨,以期有助于推动敦煌文献的断代研究.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证误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问题有三点错误:其一,辽圣宗南京内果园宴饮之事是发生在太平五年(1025),而非太平之初;其二,圣宗时的燕地大饥是发生在开泰年间,而非太平九年(1129);其三,王嘉建议的海上运粮主张已经付诸实施,而不是由于水路艰险而作罢.     

钩沉世界法医学源头——《洗冤集录》诞生背景探究

南宋人宋慈所著《洗冤集录》系统地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我国古代长期积累的病理、解剖、药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宋代以前刑官检验知识和经验的汇总,它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法医史上第一部专著。本文试从经济、科技、历史传承、思想文化等方面分析这部法医名著的诞生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