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件.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1978年,我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曾看到过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现就我所掌握的资料,谈谈此事.     

关于《"铁姑娘"再思考》一文几则史实的探讨

《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的金一虹教授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以下简称金文),为近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妇女史研究的一大力作。笔者在受益良多的同时,亦发现在若干史实上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20世纪黑龙江省青年植树造林活动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共青团组织开展的一项长期的传统性的活动.黑龙江地区青年的绿化活动,在1950年到1954年期间仅在部分地区的团员青年中开展.从1955年中共中央绿化祖国的号召发表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省绿化活动得到了迅速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的这项传统性活动也处于停止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又掀起了绿化活动的新的热潮.     

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下面记述的是我们调查了解的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部分问题。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解放军仍然听从党的指挥,英勇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许多重大任务.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复杂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成就,深刻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正确认识与评价这段历史,探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经历

1967年1月,正当"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开展之际,我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名记者,被派驻广州,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王震在“文化大革命”中(一)

正1982年2月,遵照胡耀邦批示,《中国青年》杂志社派我采访王震将军。此前,我们刊物已将少奇同志、彭老总和贺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的真相告诉了人民,如今能亲自采访王震将军,自然最关切王老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1983年4月,我还专门去王老家乡湖南浏阳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蹲点的江西红星垦殖场采访,有闻必录,至今记忆犹新。     

贵州“文革”初期琐记

<正>1966年国庆之后,我从新华社被派往贵州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倒也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兴起初期时的一斑状况。     

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始末

哈尔套镇位于辽宁省彰武县西北,北面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为邻,地理位置处于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交汇处.很早以前这里就形成了汉、满、蒙等民族进行商品交换的集市.当地人也有着赶集的习惯,他们将自己种植的蔬菜、黄烟和农闲时编织的席子拿到集市上出卖,同时买回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和大牲畜.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限制商品货币交换和急于消灭"小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极左思想指导下,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大集"在哈尔套出现了,并取代了原有的集市.经过广泛宣传,"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被冠以"新生事物"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维持了一年零十个月的大集也终以短命而告终.     

陈伯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笼之后

疯人的思维——社论出笼 凡是从那个岁月里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出不久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社论,题目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一篇社论对于"文化大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时不少人将这篇社论奉若神明,大小单位都组织学习. 人们惊魂失魄地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就是一些平时不大过问政治的人,这时也感觉到这篇社论是有来头的.     

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

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结合运用,能够更大程度地赋予普通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力,推进宏观论证与微观调研、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的同步进行,不仅有助于挖掘新史料,还能够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对“文革”史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熟读史籍,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素养。建国后,毛泽东关心历史科学的研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高度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参与了相关的史学论争,并影响和左右着论争。但是,所谓的“史学革命”、“文革”史学也受到了毛泽东“左”倾错误论点的影响。     

黄胄的一九七三年

按美术史家们的划分,黄胄一生大致经历了两个创作高峰：前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黄胄以写实主义画风崛起于画坛,成就他名声作品的如《苹果花开的时候》、《打马球》、《洪荒风雪》、《赶集》、《庆丰收》、《金色的道路》、《新生》等都产生于这个阶段;另一个高峰期是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黄胄被压抑了许久的创作激情终于等到了时候,     

Fei Xiao Tong: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Communist China (Respond to this article at http://www.therai.org.uk/at/debat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Fei Xiao Tong's status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in Maoist China, his place in the ‘red or expert’ struggle, his fate dur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is cautious return to academic prominence and as an influential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post‐Maoist China.     

侨务领域拨乱反正述略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中的重要一环。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首先从批驳"海外关系复杂论"入手,对"海外关系"重新作出肯定评价,并恢复重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侨务机构以及建国初正确的侨务方针政策,继而侨务领域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保障归侨、侨眷合法权益,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政策,以及落实侨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为开创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57-1966年党的个体私营经济政策述评

个体私营经济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对"三大改造"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即1957-1966年党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作了认真的分析,对农村自留地、家庭副业、个体手工业、小商小贩问题作了重点的论述,对这个时期党在个体私营经济问题上的失误与教训作了一定的总结.这项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的认识,更加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当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十年来中国大陆六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over 60 years ago, research on Six dynasties histor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undergone many twists and turns: The first 17 years saw major steps forwar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ogress to be made on Six dynas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search on Six dynasties came to a halt,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heralding advances in terms of forming research bodies, academic activities, publications,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s, the opening-up of new ways of thinking among many others. Nevertheles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existed gaps i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shoddy and rushed work, among other shortcomings.     

The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ixty Years’ Research about the Six Dynastie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over 60 years ago, research on Six dynasties histor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undergone many twists and turns: The first 17 years saw major steps forwar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progress to be made on Six dynasties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research on Six dynasties came to a halt,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heralding advances in terms of forming research bodies, academic activities, publications, the expansion of research fields, the opening-up of new ways of thinking among many others. Nevertheles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existed gaps i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shoddy and rushed work, among other shortcom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