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汉代经学与文学中的音乐之美

音乐是汉代文化的重要构成,汉代经学与文学对此均有讨论与表现,二者传递的审美理想并不相同。经学视阈下的音乐之美：以德为本质与归趋;表达欢乐平和之情。汉代文学中的音乐之关,表现为：重视娱耳目乐心意之用;情感悲凄,曲调婉转、急促;乐器以丝竹类为主。     

汉代经学论难考述

两汉时期的经学论难十分盛行,尤其是在东汉光武、明帝、章帝三朝风气最盛。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皇帝对此的重视和推动,另一方面,汉代实行的＂设科射策＂无疑也是经学论难盛行的重要原因。经学论难对汉代经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体现在经说的繁复、家派的分立与通学的出现三个方面。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经学发展的繁盛时期。关于汉代经学的讨论史学界相关著述繁多,前辈学者不断将经学研究推向深入。但是两汉历史跨度四百余年,两汉今古文经经历了产生、发展、斗争、融合的不同阶段。传统的历史时代的分期已经不能满足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研究。本文简要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逐阶段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演变进行论述。以期揭示经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帮助人们了解汉代经学演变斗争的过程和本质。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由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括囊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

郑玄通学的形成背景需要进一步探讨,晚清今文家关于两汉经学一直壁垒森严,到郑玄才被打破的说法影响还很大.其实汉代的经今古文学根本没有那么壁垒森严,"通"早已是一种大趋势,这一事实已有学者申说过,但其原因,笔者以为重要的是自王莽以后朝廷的导向,这是不容忽视的,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朝廷的引导往往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经学与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刘汉皇朝选官制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成为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的精神力量。察举、征辟、博士弟子课试及茂才等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而其基本原则、主要内容,或出于儒家经典,或本于经学之旨,体现了对儒家经学的特别重视和对治经儒者的特殊关照。经学与选官制度结缘,使刘汉皇朝适时地改变人才观念,更新用人标准,拓宽选官范围,扩大统治基础,从而造就了一个名士云集、人才辈出的政治局面。这既有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又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繁荣,还有利于经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以儒家经学为指导思想的汉代选官制度的推出,标志着我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后来科举取士的基础     

贾逵、马融和郑玄经学之传承与创新

在东汉经学史上有三位非常重要的经学大家,他们不但在当时名重天下,同时对后代的学术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贾逵约略代表了东汉前期的经学成就,马融代表了中后期的经学成就,郑玄代表了后期的经学成就,贾逵和马融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郑玄则博采众家之长融今古文为一体,为经学之集大成者。比对三大家的经学特点,可以总观一代学术之传承,亦有助于对两汉经学的整体把握。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略谈雷依群教授《西汉长安经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解读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经学便成为汉代最显赫的学问。经过古今学人的潜心探索,汉代经学研究蔚为大观,多有硕果问世。近年来,随着新史学的崛起,人们对区域社会和文化的关注不断升温,日趋活跃的区域研究为汉代经学课题的拓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在这种研究潮流的推动下,雷依群教授新著《西汉长安经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问世,开启了两汉经学研究的新局面。     

《释名》声训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

声训是一种很重要的训诂方法,也是探求词源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是对于什么是声训,声训的范围、目的,各家看法不完全一致。例如,王力《同源字论》：“声训,是以同音或音近的字作为训诂,这是古人寻求语源的一种方法。”[1]张永言《训治学简论》：“声训又称‘音训’,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字（词）义。”“声训汉儒已广泛使用,但还缺少科学性;到了清儒,才以较为精密的方法,运用‘音同（音近）义’的原理来研究训沽（明假借、溯语源、探义根、寻词族）,取得很大的成绩。”[2]白兆麟《简明训诂学》：“因声求义,旧称声训或音训…     

《新五代史》徐无党注述评

一 引 言 史注兴于六朝,盛于唐代.推本其源,实由经注发展演变而来.经注与史注,是为了适应经学教学与史学教学的需要,初皆以训诂为主,即以训释词义及标举字音为务.但是,经注重在昌明经义,史注则应补史之阙.     

《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考论

《淮南子》今存宋刊本,但惜其非善,高诱注更是脱讹满眼。《地形训》高诱注乃今存该篇唯一古注,明代学者刘绩依据《汉书·地理志》对该注多有补阙,清人庄逵吉、王念孙,今人刘文典、吴承仕、马宗霍、何宁、于大成、张双棣等学者勤力于此,多有创见,然仍有遗落之珠。《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是否有许慎注混淆和后人妄窜,自清代以来学界颇有争议。同出于高诱之手的《淮南子·地形训》注与《吕氏春秋·有始览》注存在诸多矛盾,注释重出于同卷、前后抵牾等低级错误表明,今本高诱注有后人妄窜的情况。作为汉代地理学成就的标志之一,高诱注存在明显的缺陷——因袭有余且考辨欠精,实地考察的缺失和经学思想的桎梏制约了他在地理学领域的造诣,远离文化中心和时局的混乱造成相关资料的匮乏,区划更新信息滞后等又为其增加了一点瑕疵。但作为《地形训》今存唯一古注,高诱注不仅有保存文献之功,更反映了汉代学者的地理认知,是研究汉代地理学的重要凭借。     

论《毛诗正义》与诗经学

由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领衔编撰的《毛诗正义》,是诗经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名著。它既是汉魏六朝诗经学的总结,同时又对唐代与唐代以后的诗经学具有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毛诗正义》仍是诗经研究的必读重要书目之一。故有必要对《毛诗正义》的成书、体例、特点及其成就与不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一、耗诗正义》成书的由来及其诗经学的背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固并发展其政权,决定弘扬儒学,通过恢复科举制度,以统一思想,招罗人才。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进土、明经科为主。明经,指通晓经术。汉代以明经射策取…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编纂特点

《经学历史》对于经学通史的编纂有许多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 ,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 ,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 ,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作者门户之见的限制 ,使得书中在探寻经学发展的原因时 ,在对经学史上各流派、重要的经学人物的评价上又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     

两汉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初步形成

汉兴,重视文治,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初步形成创造了条件。刘向父子在长期的校书实践中,创造了一套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整理文献的方法,第一次对现存文献作了著录,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书目—《七略》。班固在《七略》的基础上撰《汉书·艺文志》,更开了史书著录文献的先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汉代对文献的注释不拘一格,举凡故、训、章旬、注、笺、传等注释形式大部分都已出现,虽然这些注释形式各有不同,但以音训为主则是汉代注释的特点。郑玄长于注经,摒弃今古文门户之见,博采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特有的注释风格,不论是训释还是校勘,都有显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注释不仅仅限于注释儒家经典,事实上,《楚辞》、《孟子》、《战国策》、《史记》等,已都有注释并且各具特色。本文即着重从上述诸方面,对刘向、班固、郑玄、高诱等人整理和注释文献成果的剖析,揭示我国历史文献学在汉代确实已初具规模。本文是作者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的第二章。第一章论述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萌芽,已在本刊1987年第四期发表。     

汉代的博士与议郎

汉代博士官承秦代而设,但职掌已较秦代有所变化。即由于武帝立学,博士始获得学官称号,并正式被赋予教授太学弟子之职,亦奠定汉以后博士主要作为太学教官的职官发展趋向。其次,汉代议郎与博士性质相近,因而其亦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西汉自宣帝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博士之前的准备。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由于议郎与博士在性质上如此相近,给汉代经学发展带来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