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的合同公证

<正>合同公证,是公证机构依法定程序证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的行为,以及合同内容真实、合法的活动,是公证机构的主要业务。然而,在公证活动的实践中,很多公证工作人员并没有认识到合同公证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公证既不是合同订立的必要形式,也不是合同生效的必须要件,由此产生公证无用论,公证形式论等诸多消极观点。笔者根据多     

企业经营活动中公证的法律作用

在企业所开展的经营活动中,公证作为一种法律证明的活动,它对于企业是否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无效合同的产生、欺诈行为和合同漏洞这些现象来讲,企业办理公证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有利于合同债务的清偿,保证了合同的履行。公证在企业涉外经营的项目中也可以起到重要的法律保障作用。     

浅谈抵押借款合同中的抵押物

抵押,是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一定的物资和财产作为履行合同的物质保证的法律制度。这种特定的物资和财产就是抵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债务人或第三人可以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①但在经济法、民法及司法解释中未明确适宜作抵押物的这“一定的财产”的特征,致使公民、法人、甚至银行信贷人员、有关法律人员也不知何物可作抵押物、何物不能作抵押物,以致在工作中,大家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笔者拟对借款合同中的抵押物作一粗浅的探索,以就教于同仁。一、抵押借款与抵押物《借款合同条例》第…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

甲午战后，力求自强的清政府掀起了“借债筑路”的高潮。在此后十多年间，清廷先后同西方国家签订了几十个借款合同，并修筑了几千公里的铁路。对此举措，以往的学术界基本否定。本文从思想发展、主观动机、合同内容前后的变化、社会实际效果等方面进行考察，认为清政府的“借债筑路”，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应以肯定，当然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     

关于币制实业借款第一次垫款交付日期的考订

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的《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第八款第四条载明:在合同签押后,银行团可应靖政府要求,备款一百万英镑为东三省之用,“由度支部出单,或全数提用、或分次提用”。清政府于5月6日请求银行团先垫款四十万镑,以应东三省防疫及办若干工农事业之急需。不久,银行团便根据这一申请将这笔款子垫付给清政府。     

趋势

小企业借款合同获免3年印花税中国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公告称,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0月31日止,对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此前,由于官方紧缩信贷,导致众多中小企业难以为继。一些融资困难的企业被迫通过地下钱庄借高利贷,从而引发浙江温州的信贷危机。在此情形下,中国官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五千万英镑借款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提振抗战士气、缓解财政困难,提出对英美大借款计划,其中对英借款1亿英镑,并希望不能有担保条件.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同意提供5000万英镑借款.中国希望英国采取与美国5亿美元借款类似的规定,允许中国无条件使用借款,但出于战时财力困难与战后国际收支的考虑,英国不愿在借款条件上做出让步.围绕借款担保中国内债与维持法币的用途,中英展开拉锯,谈判长达两年,亦引发中国对英国的不满.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中英协商借款问题,会后,双方于1944年2月就折中方案达成一致并于当年5月签订借款合同.中英5000万英镑借款交涉体现了战时中英之间的误解与缺乏信任,实际动用量亦有限.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

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辛亥革命爆发前不久,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接连签订了两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借款合同。一项是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的币制实业借款,作改革全国币制及振兴东三省实业之用。另一项是五月二十日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用以修筑这两条铁路干线。关于发展东三省实业及兴修粤汉、川汉两路的借款,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事情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在近三十年来国内的历史论著中涉及的也比较多。至于改革币制借款,情况就很不相同了:何以     

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

中国的外债始于清代后期,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代前期广东十三行对外商的借款和“行欠”。据初步统计,鸦片战争以前,除外商贷款外,十三行的行欠共20笔,债务额的1000万两（库平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208笔,债将总额达13亿多很两．其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亿两,各种行政借款0．4亿两．镇压起义与革命的借款0．2亿两．实业借款3．7亿两．海防与塞防及抵御外侮的借款0．8亿两。这些“行欠”、外债与清政府的外债政策密切相关。下面拟分三个阶段对清政府的外债政策作一些考察和评论。一、“禁止借领外…     

用陕苏区改制代用币

191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财政部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整理广东纸币办法及拨用盐款合同》,规定由善后借款中整顿盐务费内拨出一百万英镑为准备金,由中国银行发行伍元特别券,用于收回广东辛亥革命时军政府发行加盖军政府戳记的原广东官钱局钞票和此后的粤省军政府军用钞票。中国银行广东伍元特别券在许多著作和资料中都说是大洋券,暂没见有实物(只见有民国二年版中国银行伍元券加盖“广东”样票),柏文则认为是“发行五元毫洋特别券”,并对民国二年版广东省银行伍元加盖“中国”和“毫洋”字样券是否为特别券持有疑义(插三上图1…     

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

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赵占伟所谓“西原借款”,系指日本寺内内阁时期由西原龟三经手借给北京段祺瑞政府的大批款项,它是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中具有特殊作用。一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先后卷入欧洲战场,日本认为...     

涉农公证推进和谐农村建设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三农问题”日益得到重视,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涉农公证则是当代中国国情对司法公证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必然结果。     

锡良与宣统二年疆臣会、阁期限讨论

宣统二年(1910)八月,东三省总督锡良在京期间联合鄂督瑞澂密具由郑孝胥捉刀的干路借款折,遭清廷基本否定后,又听从郑孝胥建议将此计划群发疆臣,希望通过群议路政,倒逼清政府加速宪政进程,最终达于两者皆进的目的。干路借款计划促成疆臣群力的凝聚和联合,言说重点经历了从借款修路利弊到会、阁期限问题的转向,这正好构成政界对郑孝胥“民先行开放”而后“可言对外开放”政治理念的回应。锡良领衔疆臣要求会、阁速立的两次会奏,是锦瑷铁路借款遭挫、东三省危急情势以及东三省总督在疆臣中“领袖”地位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包括锡良在内的疆臣群体要求会、阁速立暗含对抗中央集权之意,但借此扭转“上下、内外互相乖睽”政象的目的也不能全然漠视,最终结局则使其成为近代以来改良主义政治试错的典型一例。     

宋代的公证机构——“书铺”

现在,我国省、市、县区都设有公证机构——公证处,为有关方面及群众办理一切需要公证的手续。其实这样的机构和执行这项事务的人,古代民间早已有之,诸如土地、房产买卖、借贷、分割家产等事,在订立契约时,总要找人作证。一同在契约上签字、画押。时间久了,作证便成了一种固定的职业,并设立有作证处,北宋时东京城里称这样的作证处为“书铺”。这里“书”指的是“文书”,而非售书。     

清皇室内务府以宫中珍宝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的合同

北洋政府故宫博物院在接管故宫物品过程中,发现清皇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1924年5月31日借款合同一纸。该合同规定,清皇室内务府以宫中所存宝册、古乐、金钟及各种金器为抵押,向盐业银行借款八十万元。现特公布于后。     

西原借款与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都试图改革中国币制,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1918年始,在日本方面提供＂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台了《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希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但最终归于失败。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原借款＂的研究都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借款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政局、社会经济的影响。具体到当时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何影响则鲜有评述。本文将通过探讨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日方“西原借款”与此次币制改革的关系．来揭示段祺瑞政府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中行之始 吴鼎昌

作为第一任"掌柜",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