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与历史的关系

在自主的认识模式中,学者的任务就是把人类活动当成人类思想的体现加以研究。然而,历史地理学中的“自然历史观”并未将历史看成自主的认识模式。由于历史学的认识方法具有自主性,因而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时,应更多地注意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同时,历史地理研究也不能离开历史学家所处的现实世界,而是在研究时应将所有知识运用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将历史学充分地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科,以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机会,使地理学者运用适合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历史变化问题。     

论历史认识中的客体范畴

历史研究是史家主体的一种能动的认识活动,从研究对象的选择,到历史结论的形成,全部认识过程中都渗透着主体的能动性。因此,历史认识论研究的重点,必然要指向历史认识中的主体性问题。然而,造成历史认识区别于一般认识活动的根本原因,却似乎不在于主体方面,而在于历史认识中客体的特殊性。所以,要真正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仅仅注重于主体性的探讨是十分不够的,必须对客体范畴亦展开认真的研究。而目前     

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至关重要众所周知,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即中国和日本关于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在认识上的纷争问题。相对于日本来说,那是一场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驱使下进行的侵略战争,相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自卫性质的反抗侵略的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一方,中国则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方;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的失败和中国反抗侵略的胜利而告结束。毫无疑问,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在战争状态结束以后谋求恢复邦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正视过去以及正确地认识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前提。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之所以至关重要就在于此。     

西方历史哲学的进程——论世界历史的历史认识与新的世界史观

“历史”是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全体。“历史叙述”不是学问叙述,而是文学叙述。“历史学”是历史的学问,历史学系统地考察内在于历史的诸事件;在全体历史中,历史学寻求某种历史规律或普遍性。“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结果的价值评价,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意义、结构、目标、历史的理念乃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人类存在本身中哲学地展现人的本来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被升华的神性信仰中活生生地显现人的本来的“心性”。     

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即中国和日本关于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在认识上的纷争问题.相对于日本来说,那是一场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驱使下进行的侵略战争,相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自卫性质的反抗侵略的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一方,中国则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方;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的失败和中国反抗侵略的胜利而告结束. 　　……     

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的再认识

本文从哲理角度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作出思考和再认识。首先 ,司马光从探讨易道阴阳消长之理入手 ,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呈治乱兴衰交替运动变化 ;其次 ,司马光肯定天地是造物主 ,而人君是“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者 ,即是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者 ,并从道、德、才三方面对人君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最后 ,司马光主张道法有别 ,强调“圣人守道不守法”。     

论颜师古对音义关系的认识

词是音义的结合体,音义关系是词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历代语言学家都十分重视对音义关系的探索与研究,唐代初年名语言学家颜师古就是其中一位,他在其《汉书注、《匡谬正俗》等作中充分运用音同,音义同,声相近,声之转等方法来辨通假,推求事物命名之意,贯通异形词。其因声求义的观念是明确的,方法是科学的。可以说,颜师古的因声求义已开清代以声音通训诂方法的先河。了解并研究颜师古因声求义的实践与理论,对汉语词汇史以至中国语言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论陈独秀对人权与反帝反封建关系的认识

论陈独秀对人权与反帝反封建关系的认识陈家骥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具有中国特点人权理论的思想家。笔者认为其人权理论包含如下内容：一、反对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人民实现人权的先决条件陈独秀正确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     

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再认识

一任何革命运动都不是凭空发生的,既离不开客观历史条件的制约,也摆脱不了革命者自身主观条件的规定性。辛亥革命无疑也不例外。无论就推翻清朝而言．还是从建立共和政治而论．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并不十分理想。一、就推翻清朝而言,客观条件比较成熟而主观条件并不成熟。客观条件相对成熟的主要表观是：革命的主要对象清朝统治者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险象环生。自乾嘉以降．中国社会经济受自身所固有的周期性发展规律的制约,就已相对停滞．随着西方列强的频繁入侵,人民饱经战争创伤,原有的生产生活条件…     

安克斯密特论语言与崇高历史经验的关系

安克斯密特早期的主要学术观点以追随海登·怀特居多,即使到现在,他依然对怀特抱颇多敬意。但随着阅读与阅历的扩充,他的学术观点也在发生变化,颇有日新又新之意。在他看来,20世纪的史学理论得了语言痴迷症,一切唯语言是从。分析哲学的取向自不待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研究的总体回顾

国家把西部开发列为今后国家建设与区域开发的重点 ,在西部地区 ,黄土高原无论自身的历史与环境 ,还是对周围地区的影响都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讨论西部地区的开发 ,制定开发方案与发展策略 ,有必要对有关黄土高原以及相邻地区环境的研究作一个回顾 ,进而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地区形成全面认识 ,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1986年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考察队重新对黄土高原的范围进行了科学界定 ,经过这一界定 ,黄土高原作为自然地理单元 ,主要范围位于太行山以西、日月山——贺兰山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约 48万平方公里以内地区 ,山西、陕…     

《对立与共存的历史认识:日中关系150年》

<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45万字,118元该书是中日青年历史学术会议的第三部成果,汇集了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共同研究,讨论了自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近150年的中日关系。近代中日关系,既不能仅仅用对立,也不能仅仅用某种友好一概而论,它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在近代中日关系的现场,许多人一直为两国关系的维系而不停奔走。通过追寻这些驱动历史的人物的思想和行动,可以验证对立与共存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两国的历史认识以及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的差     

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性

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真理性林璧属一谈到认识的主体性,人们不自觉地联想到主观性,由主观性进而怀疑客观真理性,似乎主体性与客观真理性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一对永无解决之日的矛盾。其实未必然。一、主体性震憾着客观性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     

浅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本文作者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的基础上阐发了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个人见解。文章认为,历史与现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是不应割断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单向运动,而是从历史到现实和从现实到历史的双向的相对运动,根据过去认识现在,根据现在了解过去。历史不单纯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简单描述,而是历史学家从现实角度对过去发生事情所作的选择和评价。现实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既表现为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由于阶级的局限必然对历史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也表现为他们不能不受到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局限。作者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必须反对实用主义历史观和客观主义历史观。这两种倾向都与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并敢于公开申明历史研究应当与现实相结合,为现实斗争服务。     

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回避与搁置

历史认识问题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如何看待与处理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也自然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     

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

1937—1945年间,台湾同胞曾积极参与了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民族革命战争。研究这一历史,对于了解台湾同胞在祖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探讨中国共产党指导他们参战的成功实践,加深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有意义的。     

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本对2001年4月3日由日本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获得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史观、掩饰日本国家侵略罪恶。进而反映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表述和企图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并试图对日本国家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形成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章认为：战后日本社会对其侵略历史的错误认识,是有着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国际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是与战后几次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和不久之后其对日政策的改变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确立和固化、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清算不彻底、战后日本国家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重建过程中对各种有利因素的充分利用、战后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及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近期日本国内大国主义思潮的盛行及经济状况的不景气和政治局面的动荡,以及亚洲邻国对日本这种趋势发生发展的相对无力的应对等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论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及其与隐喻、叙事的关系

历史学研究的是有关过去的知识,这意味着探究历史学中时间的本质是极为重要的。一般历史学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往往习惯以空间化的思维来表现时间。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体现在历史研究对象的空间性、对时间的空间性指称、时间的可分割性等层面。柯林武德则将时间设想为永远变化着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作为观念存在于现在之中,从而保证了历史时间的历史性,确立了历史学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互动关系。柯林武德的历史时间观也没有彻底否定空间化的时间。通过分析这种言说时间的"惯性思维",历史时间与隐喻的关系得以展现。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更是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布罗代尔通过设置整体的情节串联起地中海叙事中的三重时间,从而统一结构、局势和事件,充分展现了隐喻和叙事在表现历史时间经验方面的重要性。总而言之,历史时间总是表现为人类思维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变动张力。     

历史学的发展需要历史哲学

今天,我们的历史学界正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青年史学工作者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希翼吸收当代自然科学成果和借鉴国外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改革创新,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全面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就目前而言,大多数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力是放在史学方法的革新上。但笔者认为,方法的革新离不开理论的指导,而从广义上说,理论归根结蒂也是一种方法。因此,加强建国以来受到漠视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关心和注意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