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农业租税考--西夏文农业租税文书译释

新发现的部分草书西夏文租税文书表明,西夏黑水城地区有以耕地多少缴纳农业税的固定税制,缴纳杂粮和小麦的比例为4∶1,每亩缴纳粮食地租为1.25升;西夏的“佣”和有地区特点的“草”也以耕地多少负担,农户的租、佣、草账是逐户登记,以迁溜(类似“里”)为单位统计造册;西夏农户还有负担较重的人头税;西夏实行以耕地为标准的实物租税,秋后统一征收,然后入库管理。     

从西夏文物看西夏的手工业

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地处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上,在与中原地区长期往来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既有汉文化特点,又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手工业,较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有陶瓷业、造纸和印刷业、冶炼和金属制造业等。     

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辩

大安西夏钱,为西夏惠宗李秉常大安年(1074—1084)铸,分为西夏文大安元宝和汉文大安通宝钱,后者为隶书之风格,前所见有背穿上仰月纹,大字版、直读、径25·1、穿7·5、厚1·3mm,青铜泛微黄,系内蒙林西县三道营子村窖藏发现。当时泉界轰动,泉坛前辈卫月望和吴宗信老先生所考证,此币风格、铸造工艺有西夏之气息,无辽币之风韵,定为西夏大安年铸西夏币;又者,清代孟麟《泉布统治》录一枚,也已经考大安通宝为西夏之物。从“大安通宝”的出土情况看,主要发现于西夏故地。除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出土一枚外,辽朝境内至今无第二枚出土。而西…     

西夏武职服饰再议

首先通过分析《宋史》、《辽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中武职之冠的金银装饰工艺,揭示武职之冠的主体并非黄金制品。其次通过分析西夏《比丘像》与榆林第29窟中供养人服饰色彩、纹样的不同,确定《比丘像》中男供养人为皇室成员。另外通过宋夏墓的石像造型对比,确定黑龙贵地区出土拄剑盔甲武士像为镇墓将军,并为持斧武士身份的确定指明方向。最后厘清西夏的尖耳黑帽是一种既可以搭配公服,也可以搭配甲衣的冠饰。     

从西夏铸币看西夏与宋辽金关系

西夏王朝皇帝在位时先后铸造西夏文、汉文钱币14种,这些钱币的铸造与西夏统治者的治国政策关系密切。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对西夏铸币与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西夏语“头项”词义考

以往学界认为有关西夏汉文文献中的"头项"意为"头领、首领",也是西夏的一种军事组织,这一认识并不准确。传世汉文西夏文献中的"头项"乃是"头绪、种类"等义,而西夏文文献中的"头项"则是"事宜、事项"的意思,可以用作"同位语"。同一常用词在夏汉文本中词义的不对等,说明西夏语在词义衍生的思维模式层面与汉语是不一致的。     

西夏文献中的"城主"

本文综合考察了存世的西夏文献,发现《类林》和《贞观政要》等夏译汉籍使用“ ”（城主）直译汉文“太守”和“刺史”,而西夏原创作品《天盛律令》中汉语借词之“ ”（刺史）,一般用以指称“府”、“州”、“郡”的首长,“ ”（城主）则沿袭西夏本语词,用以指称西夏境内各边地“郡”、“县”、“城”、“寨”的长官。由此可以联系到敦煌、吐鲁番文献里的“节儿”,这个吐蕃职官的品级和职掌范围与西夏的“城主”颇为一致。正如王尧先生所考证,“节儿”是藏文rtse—rje一词的音译,其本义是“一寨之主、一城一地的守官”。而西夏文献说明,敦煌、吐鲁番汉文文献中的“城主”实为吐蕃官名rise—rje“节儿”的意译。     

西夏巡检简论

本文主要根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要论述了西夏巡检的设置、分类、职掌,以及在维护地方治安中的作用。     

漫步西夏王陵

多少年来吟诵着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感人诗作《满江红》,其中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意境犹为壮烈,北宋大文豪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同样饱含着一种激昂之气。这两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除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外,也同时说明了当时贺兰山下     

张鉴与《西夏纪事本末》

清朝张鉴所著《西夏纪事本末》为传世汉文西夏史籍中唯一一部纪事本末体断代西夏史 ,与同类西夏史书相比在编写体裁上有突破 ,特别是卷首下载有《西夏堡寨》 ,并附《陕西五路之图》、《西夏地形图》 ,倍受后世学者关注。其书不足之处表现在 :首先 ,编史的指导原则是“正统”史观 ,有尊宋贬夏的倾向 ;其次 ,受史书体裁特点所限 ,把历史的错综复杂的有机整体分裂为一些独立的历史事件 ,给了解某时期的西夏历史全貌带来了困难 ;最后 ,原书有许多脱讹衍倒现象 ,利用时要尽可能核对原始史料。     

从陶寺遗址看“唐伐西夏”

"唐伐西夏"一事见于多种传世文献。此处的"唐"、"西夏",即陶唐氏、夏族。"唐伐西夏"发生于大禹之时,地点在陶寺遗址,最终以夏族的失败、陶唐氏的胜利而结束。战败的夏族迁往晋南夏县一带并以安邑为都。获胜的陶唐氏赶走夏族后,因陶寺残败无法继续为都,便又返回"大夏"之地。     

西夏使臣群体小考

出使官员在西夏政治与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夏对外出使情况可概括为两个阶段:西夏政权建立初期,出使官员主要为入仕定难军政权进而后仕西夏的汉人官员;元昊以后,包括汉人官员在内的汉姓官员逐渐成为使臣主体并在出使活动中发挥诸多作用。使臣从汉人官员渐变为汉姓官员,出使官员所任官职、所担使命及其族属成分为我们研究西夏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鲜活多样的例证。     

《西夏物质文化》书评

前苏联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基斯坦的《西夏物质文化》一书,重点叙述了西夏的服装、武器、工具、器物、食品和建筑等。在撰写过程中,作者除了参考汉文史料的记载以外,还运用了大量的西夏原始材料——辞书和图片等。全书通过解读西夏文献来研究西夏物质文化,极有说服力。该书把西夏的物质文化放到广阔的时空中来研究,充分考虑了文化的空间渗透性和时间继承性,论证材料丰富翔实,既可供文化史专家及民族学家参考和研究,也可作为通俗读物供大众阅读和了解,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     

试论西夏分立的地缘条件

在对西夏所处的时代特点和空间环境进行考查之后,文章提出了西县长期分立的三大地缘条件。第一,自唐至宋,中国西部两个最强大的少数民族力量─—回纥（回鹘）和吐蕃的衰落为西夏扩张立国提供了“舞台”;第二,两宋时代的三个政治地理特征,即长城体系被夏、辽、金所打破、中国经济重心及伴随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河西走廊被西夏占据,有利于西夏的分立;第三,西夏疆土广袤、袤,含有西部发达的农牧区,边界地文特征显著,易守难攻。这种国土条件时其延柞发挥了潜在的、巨大的作用。     

西夏的灭亡及西夏佛教对蒙元时期河西地区的影响

西夏历代皇帝都崇佛敬僧,把佛教视为国教,在国家政权的大力庇护下,佛教空前发展。汉传和藏传佛教在其境内广为流传,僧人、信众十之九九。几乎达到了全民信佛的境地。在如此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河西佛教也在归义军政权之后继续保持繁荣兴盛的局面。但西夏晚期各种矛盾激化,朝野争权夺利,皇帝更迭频繁。加之统治者目光短浅,胸襟狭窄,缺乏政治抱负和治国手腕,内政外交出现重大失误,导致夏金相攻十余年,国力迅速衰退,在新崛起的蒙古军队大举进攻下,节节败退,丧师失地,纳女乞和,且盟信不坚,终于1227年招致灭国之灾。蒙古为了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对其实施毁灭性打击,很多城市军民几被屠戮殆尽,西夏建筑、艺术、文化被野蛮破坏。西夏虽亡,但大量遗民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活跃在蒙元时期的不同阶层,其文化、习俗和宗教对蒙元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夏立国长久原因探析

西夏是中国西北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政权,其势力范围,经济、军事实力等都远逊于宋、辽、金,却能立国长达190年之久。究其原因,有宋朝国策的失误,也有辽、金等国的支持,而主要的内在原因则是党项民族俗尚武力,统帅人才杰出,军事形势优越以及农牧业生产基础好,养兵不用禄食。历史经验说明,在民族政权的相互较量中,积极进取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优化的资源整合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以弥补诸多不利因素,取得以小御大、以弱敌强的政治军事效果。     

西夏渠头诸问题述论

天然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水利灌溉对西夏的重要性。渠头作为管理西夏基层水利事务的“胥”,在巡视监察灌渠、分配送水溉田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西夏文法条的重新译释,可以进一步廓清西夏渠头的承充人户。从法律规定上看,渠头多为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地主和富户,而于实际差充中,以上人户可能均是作为各出役单位而令其私属代为服役。同时,西夏中后期部分差役专令有物力之地主、富户承充,其中以土地为主的资产又起着重要的衡量作用。渠头职责庞杂,役期颇长,几无廪给,是一个沉重的差役负担。西夏中后期渠头这一差役与作为夫役的春夫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并为一谈。     

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

公元1036年，西夏攻陷瓜（今甘肃瓜州县）、沙（今甘肃敦煌县）二州，瓜、沙二州开始隶属西夏统治。瓜、沙二州在西夏统治的191年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境况如何，历史文献鲜有记载。本文尝试从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西夏佛事活动的一些痕迹，同时结合史料来探讨瓜、沙二州在西夏统治时期的情况，以补文献之不足。     

论西夏的区域分野与地理形势

西夏疆域,地形狭长,东西倍于南北;地势高亢,坐西北而瞰东南。东南部是黄土高原,以横山、六盘山为屏障;北部是鄂尔多斯和阿拉善高原,以沙漠为主,有毛乌素沙漠、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间有草原,以阴山山脉为塞垣;西部是青藏高原的北缘,有绿洲曰河西走廊,以祁连山为庇护,河湟环带,山峡迂回;中部为"几字形"河套平原,以黄河、贺兰山为天堑。西夏存立之所以长久者,天时在于大国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地利在于形势要害之地置监军司,人和在于国小则无所恃而有畏惧,军民之事犹如一家。     

西夏医药用具考

从出土文献和文物来看,西夏时期的医药用具有度量衡器、制药器、贮盛器、服药器和治疗器五类,这些器具根据其使用特点由不同的材质制作而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夏的医药用具较为简单,有很多是由其他器物兼用。西夏对医疗器具的使用虽多与宋同,但从品质、数量、种类来看,其与中原地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夏医学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