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与卫国“一边倒外交”——论卫晋联盟的确立

卫国是西周初年康叔的封国。在受封的诸侯国中,卫国受封时间早、疆域大。整个西周时期,卫国作为"诸侯之长",显赫一时。入春秋后,虽日渐衰落,尚能保持独立性。但在城濮之战后却逐渐沦为晋国的附庸,追随晋国长达一百多年,史称"卫事晋为睦"。[1]本文对卫晋联盟的形成和确立,作一些探究和分析。     

沬司徒疑簋与卫国封建的再讨论——兼说西周诸侯身份的双重性

沬司徒疑簋对揭示卫国封建的进程及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对其释读仍有争议。本文认为,"来伐"指王去征伐武庚、"卫"指在今河南鹤壁的一处城邑、沬司徒疑为周王臣属而非康叔之臣。铭文记载了成王伐武庚时康叔受命进行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虽与封卫无涉,但也提供了康叔封康的重要信息。卫国封建经由康叔封康、康叔封卫及卫顷侯徙卫三个阶段方完成,是西周诸侯由"王之斥候"到一国之君的封建历程具体体现,更反映了西周封建制下诸侯兼具一国之君和天子之臣的双重身份。     

春秋诸侯的殡期

《春秋》所记周天子、诸侯的殡期与《礼记》所载有不少不符之处,学者各有解说。细绎《春秋》经文,可以发现,春秋时期确实存在诸侯五月而葬的礼制,其执行虽因种种原因受到了破坏,但基本上是保存的。春秋晚期中原诸侯开始实行三月而葬的礼制,与五月而葬并存。这可能与作为霸主的晋率先行用三月而葬有关。     

从“大义”到“事利”——春秋诸侯邦交准则的嬗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形成了争霸、会盟和朝聘三种主要邦交方式,"义"成为诸侯邦交的基本尺度,并具有信义、道义和礼义等不同方面的价值表现,使春秋这个处于分裂中的社会具备了一种共识性准则。不过,诸侯邦交总是以国家之利为永恒目的",义"又必须接受国家利益的考量,这就导致春秋邦交准则的不断变迁,从最初的"大义"为核心演变为后期的"事利而已",从注重综合利益演变为注重经济利益。诸侯之间邦交准则的沦丧终使春秋滑向了战国。     

什么是“忠臣＂

齐桓公姜小自,春秋时期诸侯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号称“春秋第一相”管仲的辅佐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首先称霸中原的国君。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春秋时期的吴、徐国家关系

一、吴、徐的各自文化溯源 "吴"、"徐"是<春秋经>、<左传>等文献记载的春秋后期今江苏境内领土毗邻的诸侯方国.春秋后期,两国始有交集,且两国国家关系呈现出反反复复的复杂状况.     

论春秋霸主

如果要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概括春秋社会政治发展的特征,那就可以说是——霸权迭兴。大史学家司马迁曾经指出,春秋时期的霸主多出现在齐、晋、秦、楚等国,他们“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霸)”,形成了“四海迭兴,更为伯、(霸)主”的局面。春秋历史上,诸侯争霸连绵不断,霸主层出不穷,波谲云诡,蔚为大观。春秋霸主的事迹虽然常为人们提及,但关于霸权的历史渊源及其与王权的关系、诸侯争霸的历史作用、春秋霸主的时代特征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西周时期,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战国时代,五等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荀子与兵家、纵横家初探

荀子与兵家、纵横家初探王启发一荀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讨伐征战、兴师动众、争城争地、兵事频繁的时代,也是春秋以降诸侯争霸历史的延续。自春秋各国争霸以来先后出现了许多军事指挥家和谋略家,他们的军事谋略思想日益演进和发展,终于形成了诸子百家中颇有特...     

皇帝的女儿缘何称为“公主”

《春秋·公羊传》说:"天子嫁女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意思是,周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婚的,而是请和自己同姓的诸侯作为长辈主婚。诸侯的最高爵位是"公",故而天子女儿就有了个称号——公主。在先秦时代,可被称为公主的并不限于天子的女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公叔为相,尚(迎     

春秋邦交问题研究述评

春秋时期,东迁后的周王室日渐衰微,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能力,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社会由有序陷入无序的混乱局面。诸侯中的一些有实力者,为了争夺对其他诸侯的控制权——即霸主地位,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远交近攻,恃强凌弱,甚至兼吞小国,在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出悲惨壮烈的剧目。司马迁在概述春秋时期的历史时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此同时,各诸侯之间朝、聘、会、盟等活动频繁进行,战争和使节往来相交织,成为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的一个特点。仅在《春秋》所记的242年间,就…     

秦为春秋大国说

古今学者或称春秋之世秦不为强国。其实,秦在春秋之世曾护平王东迁、称雄西戎、助晋称霸、救楚危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强国。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其在东周之初得为封诸侯,领有周之故地,取得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同时又凭借其独特的易守难攻之势,全力经营西戎,没有在中原的争霸中无谓地消耗能量;再就是用人得当,用人得力。凡此种种,导致秦成为春秋四强之一。     

周襄王:一生为亲兄弟所困扰的落魄天子

正周襄王,姓姬,名郑,周惠王之子,东周第六位君主,在位时期,天子势衰,无力号令天下;诸侯争霸,礼乐征伐出自侯伯。诸侯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互相征伐,而周王室不能制止,被后人称为春秋五霸的齐桓公、晋文公,在此时兴起,其实际权力已经凌驾于周王室之上,周襄王虽然心中愤懑,但也只能听之任之。因为周襄王一生都被自己的亲弟弟所困扰,祸起萧墙,王室内讧,根本无力与大国诸侯一争长短,反而还要借     

应国铜器及相关问题

应是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个诸侯小国,已往史籍中虽然偶而也曾提及它,但多属片鳞只爪,语焉不详,向来不为史家所重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云:“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东迁之初,尚存千二百国。”并列举见于春秋经传的十四个大国和一百一十三个小国。     

讲“仁义”的宋襄公

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曾以“仁义”之名蜚声诸侯,又因墨守“仁义”遗笑千古。     

春秋时期各国间的救助

我国的东周包含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是邦国林立的特殊时期,各个诸侯国家各自为政,在《周礼》中记载的"凶礼"以及"荒礼"都明确地记载了周朝各个宗主国以及诸侯邦国之间相互救助的礼仪,儒家以及墨家等各个诸子学者思想包含了诸侯邦国之间救助的内容。在春秋的记载中,也表明,不仅仅邦国之间进行过各种盟会救助以及签订盟约救助,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救助实例,比如泛舟之役。即使在天下大乱的春秋时代,邦国之间灾害的救助也往往难免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可是救灾扶困的事实也表明了即便礼崩乐坏,维系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道德也依旧存在,国家之间的救助多少都减轻了受灾民众的苦难,这为现今我们缓解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经验。     

濮阳高城城墙的分期、年代及相关问题

濮阳高城在仰韶文化晚期时开始有人居住,分别在龙山时代早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殷墟早期、东周时期间歇使用。其城墙始建于龙山时代早期,后经龙山时代中期、下七垣文化时期、春秋中期、战国中期等多次增修,到战国晚期彻底废弃。下七垣文化时期和殷墟早期商人曾利用高城城址的城防设施在此居住;春秋中期,卫国迁都于此,一直到战国末期为秦所灭。     

试论《左传》“纳王侯”现象及其史实——兼论殷周古文字中的“入”“内”

《春秋》经传记载了"纳王""纳侯"共计五十一次,这一史实透漏出春秋既是一个循规守典的尚礼时代,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非礼时代。在纳王、纳诸侯的史实中,传统的礼制不断地被更新和扬弃,王侯宗族与卿大夫世族对传统的宗法礼制既固守,又僭越,反映了春秋时代具有变与不变的双重因子。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却是源自于春秋时期经济的发展与时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但"礼"仍然是这一时代政治规范的核心要素。     

曼帝的女儿缘何称为“公主”

《春秋·公羊传》说：“天子嫁女平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意思是，周天子把女儿嫁给诸侯，自己是不主婚的，而是请和自己同姓的诸侯作为长辈主婚。诸侯的最高爵位是“公”，故而天子女儿就有了个称号——公主。在先秦时代，可被称为公主的并不限于天子的女儿。《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公叔为相，尚（迎娶公主叫‘尚’）魏公主。”可见，诸侯之女也称公主。先秦诸侯女儿也称“君主”，如《史记·六国年表》说：秦“初以君主妻河”。《索隐》解释说：“君主，犹公主也。”     

狄灭邢、卫实为中山灭邢、卫考辨

春秋邢国位于今河北邢台县境,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曾受攻伐,前659年(鲁僖公元年)都城被攻破,齐桓公联合宋、曹等国相救,将其都城迁至夷仪(今河北邢台浆水);卫国位于今河南淇县境,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亦被攻伐,齐桓公替卫人建都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关于这一史实,《春秋·庄公三十二年》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