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三礼"研究兴盛论

乾嘉礼学在清代学术史上蔚为大观,形成了不同于往史的特色,其原因在于:一是乾嘉宋学(理学)和汉学两大学术潮流对整个礼经学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二是乾嘉学者以"礼"分析、批判和革新理学之"理"的意义,促发了学术界议礼潮流的兴起;三是乾嘉两朝承续康熙朝,实施礼制改革,强化朝礼建设,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动礼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乾嘉礼学由博而精,专家绝学,并时而兴,基本特色在于三个方面,即:礼学注重经世,考据之风大行于新学与复兴的古学之间;礼经兼重义疏与通礼,且义疏于通礼既精且博;礼制典则的制作不仅精致,而且繁复.乾嘉汉学的求是研究法由礼经学扩大到多领域的研究,为后来洋务运动的展开以及科学救国等实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维和心理基础.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时期不仅以朴实考经证史之成就彪炳史册,而且在思想上别创与宋明理学异趣的新义理学。从思想渊源看,乾嘉新义理与宋明理学旧义理之歧异可溯及儒学内部孟、荀的分野,主于心性的孟学为理学所奉,而隆礼重学的荀学则为乾嘉学人所尊。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在意义上的共契,实为乾嘉学人建构义理体系的内在根据。具体而言,在心性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达情遂欲”的心性论奠基于荀子自然人性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以礼代理”说多所取资于荀子隆礼思想;在知识论层面,乾嘉新义理学的“兴复古学”观遥契于荀子重学思想。作为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儒学理论新形态,乾嘉新义理学实为契接晚清会通汉宋潮流的重要环节。     

清代的文化政策与礼仪伦理建设

清政权为弥合满汉文化差异、协调民族冲突而采取的文化策略,在国家政治、学术导向、治（统）道（统）同体等方面都有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建设社会礼制、复兴儒家伦理。清廷通过创制礼制、扶持“三礼”学的文化政策,奠定了礼仪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完成了其在制度上对礼的抉择历程。这是清初以来,统治者对思想界倡礼之风的积极回应,它不仅引发了知识界对“三礼”研究的热潮,而且还对“以礼代理”的学术潮流的形成起了催发作用。     

凌廷堪“以礼代理”的礼学思想研究

“礼”在清代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清儒对礼的讨论,明清之际多研究国家制度层面的礼制问题,其后渐集中在社会礼俗,以及伦理关系的实践问题上。文章就凌延堪对《礼经》的释例析辨,以明其礼学思想的内涵,借以彰显清代实学思想的学术特色,除阐述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形成的背景外,分别从“理”、“礼”之辩,及学礼复性、制礼节性说明礼之实践及通经致用的实现,并在结论中针对其礼学思想内涵作一扼要省思。     

学术调融与晚清礼学的思想活力

关于清代礼学,现有研究偏重于乾嘉之际汉、宋对峙的背景下,一些汉学家"以礼代理"的倾向及其考礼成就和议礼主张。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嘉道以降,一些调和汉、宋的学者也考礼、议礼和释礼,推动了礼学进一步发展。比如,阮元等人彰显礼学的社会性;郭嵩焘阐发"缘情制礼"的思想;曾国藩、俞樾注重礼学的经世价值。风气所及,一些礼学家发扬儒家"因时制礼"的思想,关注礼俗改良。他们批评压迫女性的礼教,主张简化婚、丧、葬、祭的礼仪,甚至像孙诒让那样,以《周礼》为依据,提出全面改革礼制的措施。在晚清汉、宋调和的潮流中,礼学也呈现出鲜明的思想活力。     

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

中国古代礼学中的两大主要流派———郑学和王学之争 ,是历代制礼作乐时都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若选取《开元礼》中庙数、郊祀、丧服、婚龄等几个侧面 ,分别按照郑义和王义加以检视 ,则可发现郑玄礼学在《开元礼》中并没有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相反王学却略占优势。这与唐初以郑学为主统一礼经的现实不符 ,与经学史之传统说法也稍有差距。唐人的礼制统一过程极其复杂 ,并非简单的南北选择或郑王选择 ;其原则是“稽周、汉之旧仪”、“考图史于前典”和“因时制范”三点。经过从唐初至唐中期 80年间的几次“考取王、郑” ,兼采南、北 ,《开元礼》已是一个南、北综汇 ,郑、王杂糅的产物 ,郑学自然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王学反而略占优势。     

清代“三礼”学复兴的原因

"三礼"之学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大。"三礼"之学在清初兴起,后大盛于乾嘉。本文认为清代"三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社会政治环境使然和学术发展整体氛围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

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以“乾嘉新义理学”为表现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 ,力主达情遂欲 ,反对存理灭欲 ,要求以新的合情之理取代宋明压抑人情的“天理” ;其二 ,通过“训诂明而后知义理”的为学程序 ,淡化传统“义理学”的“道德化”强势及“自由心证”的主观语境 ,突出学术的意义、实证的意义、试验或实测的意义 ;其三 ,从“言心言气言理”的形上“义理学”走向沟口雄三所指出的“社会的相关之理的创出”。正是如上三方面 ,构成“乾嘉新义理学”的框架 ,并显示出与宋明“义理学”的分野所在。而编纂于这一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 ,就从多方面表现出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内在关联。     

《郑玄三礼注研究》读后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古文,遍注群经,而最精礼学,他注《三礼》,使《三礼》之学历千百年之久,其学术影响力绵延不绝,直至今日仍是人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礼学必读的重要注疏典籍,立言之德,泽被后学。郑玄《三礼注》的重要学术地位,历代均有学人对其进行研究。唐代贾公彦《周礼义疏》、《仪礼义疏》和孔颖达《礼记正义》专疏解郑玄《三礼注》。     

释■——新蔡楚简中的衅礼

在战国新蔡楚简中有一“”字,此字即典籍中用作衅礼之“”字。其重要性在于它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衅礼以及与其相关事物的可信,这对于先秦时期礼制的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学统观念与清初经学的转向

清代经学主流如何从理学转向汉学,仍然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其中道统和学统观念的消长无疑是值得注意的。当理学官员囿于道统、道学来诠释学统时,一些民间学者则重释理学,推动以经学取代理学,并逐渐自觉地皈依汉学。朝野学统观念相互影响,复杂递进,成为清初儒学的"内在超越之路",将独尊理学导向汉学复兴。     

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

汉学是清代学术最为核心的内容 ,其发展几乎贯穿整个清学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本文对乾嘉之际 (1 8世纪末至 1 9世纪初 )汉学的求变与易帜、经学理论的异化与更新、经典诠释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考索 ,认为出现在乾嘉汉学内部的上述变动 ,实际上是一场汉学更新运动。它不仅终结了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 ,而且它所产生的社会与学术的双重效应 ,也是乾嘉汉学向近代经学蜕变的前奏     

《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倾注了不少心血,也有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面世,而于宋代的《三礼》学则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三礼》本经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三礼》学史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经学中所谓的“显学”。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三礼学通史》评介

<正>在我国汉代以降的古代社会中,“三礼”学曾长期处于显学的地位。20世纪初叶之后,随着帝制的崩溃、社会的转型、文化范式的变迁,作为传统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礼”之学逐渐式微,少人问津。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礼学专家丁鼎教授主持编纂的《三礼学通史》于2020年问世,可谓“三礼学”复兴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对我国两千多年的“三礼”学术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探讨,不仅对了解和把握“三礼”学术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商周射礼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兼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

经学解体之后,"三礼"学研究也实现了学术转向。礼制问题成为历史研究中制度文化史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的一些学术规范,如史料辨析和分区分段方法,也影响到礼制研究。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商周射礼研究在近百年来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新近出版的袁俊杰著《两周射礼研究》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先秦礼制研究尤其应当注意"史料批判",既要充分吸收古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也要避免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进行牵强对应。     

阮元治经中的“违注”之举及其得失

清乾隆以后,研究经学的学者大多标榜"汉学"之名.其所谓汉学者.往往指的就是毛<传>、郑<笺>之学.而被称为乾嘉汉学殿军的阮元(1764～1849年)在对古代名物制度以及若干儒学核心概念的训释过程中却并不完全拘泥于汉儒之成说,时有"违注"之举.他的这一学术实践既有得也有失,应予具体分析和总结.     

阮元调和汉宋学思想析论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 ,深受汉学皖派由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 ,为学扬汉抑宋 ,主张“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然而作为当时学术界“山斗” ,以科举正途入仕的阮元又不满于汉学家的门户之见 ,主张调和汉宋之争。这是因为 ,一方面 ,清廷奉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哲学 ;另一方面 ,汉学末流日益脱离现实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主张兼采汉宋学的思想 ,对晚清学术界特别是以林伯桐、陈澧等为代表的岭南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崔述的考据学与清代汉学之关系

在清代乾嘉时期,儒家经学主流以“汉学”标榜,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北方大名出现了一位与外界不通声气的考据学家崔述（1740－1816年）。①尽管崔述本人从未与汉学家认同,然而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却称他为研究清代考据学之典型人物（anidealcanddate）。①究竟崔述的经史考证能否体现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在治学的取径和方法上,崔述与汉学家又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崔述之学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以确定崔述的考据学在清代儒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汉学”的定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