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儒林传》“梁丘易”传承祛疑

今本《汉书·儒林传》叙梁丘易之授受,于五鹿充宗之师承未作说明,致使梁丘易之传承不能链接。过去,有学者认为《汉书》"(梁丘)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之"代"当作"授"字,或以为"传"字之讹。本文从事理、文理、语例、史实及书证等方面进行细致剖析,进一步确认梁丘临与五鹿充宗为师徒关系而非前后任的替代关系,否定此处"代"为"授"字或"传"字之讹,更不可能是后人误改,考定此处并非字误而实为脱文,过去令人置疑的"代"字原是五鹿充宗之籍贯,"代"上当据《经典释文》及《儒林传》文例增补"授"字。如此,梁丘易之师法传承始环环相扣,明白无疑。     

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

<正>以《清史稿·儒林传》为代表的清代官方学术史总括有清一代儒学盛况,对它们的研究是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1)清史《儒林传》纂修情形复杂,从1810年清朝政府辑纂国史《儒林传》始,到民国年间编纂刊布《清史稿·儒林传》为止,一百余年间主事者曾先后纂成八个成型稿本。(2)清史《儒林传》纂修过程以及八次稿本内容有待系统研究。此研究难点之一是,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命途多舛,较为神秘。我们仅粗知由马其昶主持这次修纂,又据夏孙桐说,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一度是《清史稿·儒林传》的底本之选,但刊印时因部分稿本遗失而     

榆林新明楼魏忠贤铜像考

塞上名城榆林,秦汉时为上郡,唐代则属银州。明正统二年筑榆林城,成化九年(1473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将延绥镇署自绥德迁至榆林,随后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三拓其城,逐步形成现在的城市布局。康熙元年九月,清政府裁撤延绥巡抚,雍正九年设榆林府。1986年,榆林市(今榆林市榆阳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     

陕西北宋铁钱

陕西北宋铁钱阎福善陕西北宋铁钱出土概况北宋时所称的陕西,是泛指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以西之地,包括陕西省的大部、甘肃、宁夏、青海、河南等省部分地区。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宋政和元年,现陕西省的北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等四县属西夏;陕北东部吴...     

杜佑《理道要诀》辑考

唐人杜佑的二百卷《通典》是古代第一部政典类著作,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理道要诀》十卷则是杜佑为方便阅读摘录《通典》而成的一部纲要性著述.从表面上看来,由于《理道要诀》的内容摘自《通典》,在《通典》原书尚存的情况下,该书似乎没有独立存在的文献价值.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代以后,该书即已失传.     

日本宫内厅藏北宋本《通典》鉴赏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本《通典》,行款版式为15行28字左右,小字双行36字左右,白口、左右双边,版心或不刻鱼尾,中镌册序、卷次及叶次,下镌刻工姓名。或刻单鱼尾,鱼尾下镌册序、卷次及叶次。卷端题"通典卷第一",次行低14格题"京兆杜佑字君卿纂"。卷首有贞元十年杜佑《进通典表》,次李翰《通典序》。全书200卷,而此北宋本仅存179卷,其余21卷乃据朝鲜活字本《通典》抄补。     

《方志理论学习通典》编纂研讨会纪要

2014年5月22日,《方志理论学习通典》编纂研讨会在国家方志馆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方志理论学习通典》编纂实施方案及相关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期刊指导处处长、《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主持会议,并对《（方志理论学习通典）编纂方案》作了说明。来自全国各省级期刊编辑及方志专家和高校学者20余人参加研讨会,对《（方志理论学习通典）编纂方案》进行研讨。     

《通典·食货典》与正史《食货志》比较研究

《通典·食货典》主要取材于正史食货志,但它并不是简单地照抄,而是根据阐明问题的需要,有所增删,而这种增删正是开启杜佑思想的钥匙。现用汉以来的田制为例,比较诸正史食货志与《通典·食货典》的异同,说明《通典·食货典》利用编纂史料反映编撰者思想的特点。     

“三吴”考

“三吴”为六朝以来典籍中常见的地区名,可具体指什么地方,长期来众说纷纭,迄今未有定论。历史上大致有五说：《水经注》(北魏时)中的“三吴”指吴郡、吴兴郡、会稽郡;《通典》、《元和郡国志》(唐时)指吴郡、吴兴郡、丹阳郡;《十道四蕃志》(唐时)指吴郡、吴兴郡、义兴郡;《历代地理指掌图》(宋时)指苏州、常州、湖州;《名义考》(明时)指苏州(东吴)、润州(中吴)、湖州(西吴)。《辞海》(1989年版)认为《水经注》和《通典》、《元和郡国志》二说较合原意,然亦未作结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误绘“讹答剌卫”考辨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奴儿干都司”图中存在着一处错误地名“讹答剌卫”至今未见辨正,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进行解释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 资料汇篇》与《<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也缺少对“讹答剌卫”源流和定位的解释。通过对《明实录》《明会典》《鞑靼馆来文》《钦定满洲源流考》《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盛京通志》等文献的检阅、梳理与分析,笔者认为“讹答剌卫”当为“答剌河卫”,且其位置位于今吉林省塔拉站村附近。     

马其昶清史《儒林传》稿本初探

清代国史馆及民国清史馆在百余年间共纂有八个成体系的清史《儒林传》稿本,其中马其昶所负责的第七次稿的纂修情形一直以来并不被充分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档案中有两册署“马其昶”之名的《儒林传》稿本,是马氏的纂修成果遗存,揭示出清史《儒林传》第七次稿的具体面貌。该稿本是在缪荃孙第六次稿基础上调整修改而成的,内容颇值得关注,如《马宗梿传》《江永传》《戴震传》等传记,呈现出有别于第六次稿的历史书写,反映了马其昶编纂清史《儒林传》的思想宗旨及其对清代学术史的理解。     

关于《大唐六典》的宋刊本

昭和五年春,重游燕京,有幸拍下了《大唐六典》的宋刊残本,抄录了傅(增湘)先生手校的校宋本《通典》,宿愿得偿;八年六月,在支那学大会上,两者得以供诸贤垂览。当时,我曾以“关于《大唐六典》及《通典》的宋版”为题,发表了愚见。现在想来,郡篇讲话因时间仓促,言不尽意处颇多,故改易其稿,草成此篇论文。另外,对宋刊《六典》残本及校宋本《通典》的收藏人为学界着想而欣然允诺拍照和抄录一事,在此谨志谢意。又,这件事情能够成功有赖内藤博士的介绍,《六典》拍照的具体工作多劳桥川时雄先生,我想借此机会对二位再次表示感谢。     

《通典》的撰述和流传

《通典》的通行本,因为和《六典》一样没有记载撰述年代,研究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关于《通典》的成书年代有下述三种说法:(一)贞元十年说,(二)贞元十七年说,(三)贞元十九年说。下面逐个加以说明。     

《通典》勘误一则

正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卷六,开元二十五年(737)《令》文注文:"丝五两为绚"(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页)。日本藏北宋版《通典》作"丝五两为絇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第226页)。依据《令》文的行文体例,接续"丝五两为"的文字应是单字量词,"絇""绚"二字必有一误。又,《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五年(727)五月丁酉条,胡注引《通典》:"杜佑曰:《唐令》,绵六     

重读《通典》史论

杜佑所著的《通典》一书,是一部历史名著。它所记“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它的体裁和体例,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重大的创新;而杜佑本人在《通典》一书中所撰写的史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     

北周宇文氏族属世系考释

关于宇文氏的族属问题,史学界争议颇多,基本都是围绕着宇文氏是鲜卑还是匈奴族展开的。宇文氏是属于鲜卑族一支的看法由来已久,《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中,在宇文氏的首领俟豆归前冠以“鲜卑”二字,实际上认为宇文氏为鲜卑的一支。更有影响的是《通典》。《通典》...     

论《通典》自注

《通典》作为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有很多特点,从编纂学角度看,自注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由于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人事”,亦即将历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加以选录,排列成篇,因而杜佑的自注,实际上是对《通典》所引有关古籍的注释。应该指出,注释古籍,这是我国一种传统的著作方式,由来已久,名目繁多,如传、笺、章句、故、训、说、微、注、疏、正义等等。然而,不论用什么样的名称,它们都不仅仅是疏通言     

唐代蚕桑业的地理分布

<正> 研究唐代蚕桑丝绸地理分布的学者为数不少,大多均以当时的贡赋资料为主要依据。如《唐六典》所载开元赋和开元贡、《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开元赋和开元贡、《通典》所载天宝贡反映了唐代前期的情况;而《新唐书·地理志》所载长庆贡、《元和     

《明史》校记两则

(一)《明史·选举志》卷七十载:“嘉靖八年已丑,帝亲阅廷试卷。手批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对策,各加评奖。”按:“欧阳德”误,应作:程文德。欧阳德是嘉靖二年癸未科进士(见《明清进士题名碑录》、《明史》卷285《儒林传》)。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彭贻孙《明朝纪事本末补编》卷2《科举开设》,嘉靖八年已丑科一甲三名是罗洪先、程文德杨名。《明史》卷285《儒林传》:程文德“登洪先榜进士第二。”李贽《续藏书》卷20《程文德     

秦皇岛纪行

秦皇岛纪行本刊记者陈豫郑秦皇岛市位于河北省北部,南临渤海,北倚燕山,距北京２９９公里。历史上这里曾是北方重镇,现辖海港,山海关、北戴河三区和抚宁、昌黎、卢龙、青龙四县。踏上秦皇岛的土地,便感到一种海滨城市特有的凉爽,市区并无许多高楼大厦,道路上也无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