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之“鸿”不是蟾蜍——闻一多晚年为什么自己否定了《新台》“鸿”字说

闻一多先生《诗·〈新台〉“鸿”字说》,1935年夏发表于《清华周刊》,至今已经54年了.半个世纪以来,《新台》之“鸿”即赡蜍的结论,已被学术界所肯定.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先是说闻一多的学术研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接着他便以《诗·<新台> “鸿”字说》为例,对闻一多发千古之覆的创见,大加赞誉,他说:     

商水出土的原仲簠与《诗经·东门之枌》

河南商水县出土的原仲簠,是原仲为其女儿出嫁做的礼器.原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陈国妫姓大夫,其采邑是陈国一个叫“原”的地方,他以“原”为氏,故名“原仲”,或如原仲簠铭文中的“原氏仲”.遵循媵嫁制度,原仲将次女嫁给顿国的大夫“沦”,使陈、顿两国缔结婚姻之国,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关系.《东门之粉》是《诗经·陈风》的第二首,“亲迎”是周代婚礼的“六礼”之一,该诗真实描绘出原仲女儿出嫁的“亲迎”场面,艺术再现了《礼记·昏义》中的相关记载.同时,该诗还生动诠释了春秋早期的媵嫁制度,以及通过卿大夫联姻缔结婚姻之国等文化事象.原仲簠的出土,对于《诗经·东门之枌》的正确解读具有重要价值,反之,《诗经·东门之枌》使原仲簠铭文更加丰满而明晰.     

吴宓痛悼常燕生

1947年8月4日,吴宓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沉痛悼念诗友常燕生先生.文章说,他与常相识,是在读其长诗《翁将军歌》和《论新诗》以后.这两首诗均写于1932年,前者是歌颁“一·二八”战役的抗日英雄、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的,后者是评论白话诗运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吴宓不仅将这两首诗录入其《空轩诗话》,还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翁将军歌》“气格高古.旨意正大,深厚而沈雄.通体精练,无懈可击.其序仿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其诗也直追少陵与唐贤.……统观九一八后两年中南北各地叙记国难之佳篇,应以常君此歌为首选”(《常燕先生遗集·哀挽录》,第21页).至于《论新诗》,他的评语是:“议论正大,而格调高古,有清新自然之致.”此外,吴为了将这两首诗“登布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与常燕生谋面.据说,在那次见面后,吴对常印象颇佳,认为“其人渊雅静穆,而性情诚厚,纯然文士,绝异政海中人物也”(同上,第23页).为了解上述情况,我查阅了新出版的《吴宓日记》,可惜这一年的日记缺失.又查1932年的《大公报》,不知为什么也没有这两首诗的踪影.     

曹操与《内戒令》

几百年来,大约因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曹操被诬为“篡逆者”,以致于他在戏曲中的形像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他在《度关山》一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并专门为此颁布了《内戒令》。     

《诗经》“东门”的象征意蕴

在原始时代,诗歌是与神话和宗教相关联的。——朱光潜《诗·郑风》有《东门之》、《出其东广门》、《陈风》有《东门之》、《东门之必、《东门之杨》。以上五首诗都有“东门”一词,为称引主便,简称为“东门”诗。对于这组“东门”诗的主旨,古代学者多斥之为淫奔之诗,现代学者多认为是爱情恋歌,评价虽相廖,但共识也很为明显,即“东门”诗都为关男女性爱之诗。那么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在一部《诗经》＜l,何以竟有五首有关爱情之诗发生在东门？而非南广1？西门？北门？在当时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为什么一提到“东门”就让人想到爱情呢…     

《诗》、史互证:上博简《诗论》钩沉

《诗》、史互证是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途径,上博简为此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上博简《诗论》“人之怨子”是对于《人之》一诗的评论。《左传》相关记载表明,此诗应当是为春秋后期人们比较熟知的齐国子尾、高强父子之事而作。在流传的过程中,此诗的大部分混入《瞻Mao》篇,小部分混入《小宛》篇。我们将这些内容析出整理后,可以基本看出《人之》一诗的原貌。《诗》中所佚篇章有些是其内容误入他诗因而失名的结果,上博简《诗论》所提到的《仲氏》、《人之》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文木山房诗说》初探

吴敬梓《木山房诗说》久已亡佚。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先生有《诗说》七卷,是书载有《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宋唐矣”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非”而作;皆前贤所未发。又说：“先生     

睁眼看世界 挥洒爱国情——评黄遵宪和他的爱国诗篇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沉睡的酣梦。“强国御侮”为时代之音。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使主张维新变法的首领康、梁“至今才了解”“日本之所强”,“中国之所弱”,称之为“海内奇书”。黄遵宪进历亚、美、欧、非四大洲,被誉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其《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是时代之最强音,被誉为“史诗”。     

《诗》诂杂俎

余治《诗经》偶有所得,现录以呈上,聊供好此者一览并同为探究。 一、《东山》作者辨议。 《诗经·东山》一诗的作者,历来众说不一,《诗序》谓“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郑笺》、《孔疏》至清代一些说诗者都从此说。对比,王先谦、崔述提出了异议。《诗三家义集疏》纠正了《诗序》的说法,认为“代归士述室家想望之情,大夫不能如此立言也。”《丰镐考信录》说:“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然而现当代的说《诗》者,不     

曹操与《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剧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现代史学大家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在《度关山》一诗中,曹操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姚华曲学观的“诗统”意识

晚近姚华适为“通人”,他最为世人肯定的学问是曲学。姚华曲学在其“诗统”阐释中彰显出总结性、系统性,以其曲学专著《曲海一勺》为代表,“诗统”的主要内涵有：一、从曲学内部来看,依体制先《原乐》,辞乐合一,诗被管弦,乐变体变,故变而为曲;就诗本而《明诗》,诗关性情,千栽未易,曲最能传情;论功用必《骈史》,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可“化民成俗”,诗关世运,世变诗变。如是则曲最应时世。二、由是则形成诗一词——曲的发展统系,此统系皆薪火相传了“诗统”精神。三、今之曲当随世而“通变”,以继“诗统”。三者间,前二者是有意识的阐释,此种“温故”为历代所无;后者是介于有意与无意同的“诗统”续建,此种“知新”则多付阙如。     

屠本《十六国春秋》史料探源

《十六国春秋》为北魏崔鸿所撰.史载他“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因之他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达到了“近代之事最为备悉”.虽然原书已佚,今天看不到书的全貌,但从保存在其它书中的佚文,仍可看出是一部鸿篇巨帙.尤其是对汉族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而认为的“五胡乱华”,他却敢于为其立史,并且坚持实录精神,不怕触犯北魏统治集团之讳,表现出其卓越的史才与史识.但也正因为如此,书成后“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魏书·崔光传》附传),长期不敢公诸于世.即使传世后,也不被列入正史,其本应有的史学地位反被远逊于它的《晋书·载记》所取代,进而逐渐散佚.     

关于柳亚子对南明史的研究

柳亚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一生发表了数千首诗词,被人们尊称为“今屈原”,他的诗也被称为“史诗”。同时,他对历史也深有研究,早在1901年,当他还在15岁的时候,就仿照朱熹的《紫阳纲目》,编写了一部《河东纲目》,根据“篡位得国者不得为正统,和不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曾巩诗文版本概况与辑佚

“唐宋古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是北宋中期名的学家,其存世作品主要辑录在《元丰类稿》中,历朝均受到推重。近人版本中以《曾巩集》内所辑的曾巩诗最齐全,而《全宋》、《全宋诗》、《全宋词》中所辑录的曾巩作品也不容忽视。然而笔在研究整理曾巩作品时,也发现了曾巩零星未被上述四书收入的诗,现将之辑录起来,望为学术界研究曾巩时有所帮助。     

荀子与《诗》学刍议

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于“六经”的传承,有着卓越的贡献。自清代汪中肯定荀子于“六经”之贡献以来,有许多学者对荀子与《诗》学的关系,多持怀疑态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郭店楚简等以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为我们研究荀子与《诗》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我们由荀子与《诗》的传流,地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称、引情况,《荀子》一书引《诗》、论《诗》的特点和影响三方面出发,可以知道荀子与《诗》学的传承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诗》学的传承是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的。     

如史如骚－读施培毅《文革打油诗存》

施培毅同志不是诗人,以前在《安徽日报》社一起工作的时候也没见他写过诗,只知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样样都欣赏,文化底蕴深厚,文史知识丰富,是个才华横溢的大脑袋才子。最近看了他在临终前几天出版的《文革打油诗存》（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才知道他不仅是个老记（者）、老编（辑）,而且还称得上是位诗人。施老培的诗是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正如他自己所述,被关在“牛棚”里,无书可读,无任何娱乐可言,便同邹人煜等“棚友”,比着背诵诗词,于是产生了“与其借古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何如…     

上博简《诗论》“诗犹旁门”说本义综辨——兼论其多元并包的开明诗学观

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释义学、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参证各类文献资料,本文对上博简《诗论》第四简“旁门”一词的本义加以探析.研究认为“旁门”即“四门”,“旁(四)门”意象的含义是,拓开广阔视域,包容多元内容. 简文“诗其犹旁门”一语是将《诗》之《风》《小雅》《大雅》《颂》四部类比喻为一组“四向之门”,借以表达《诗》能够全景式展现多元文化内容的思想观点.“诗犹旁门”说体现了失落已久的先秦开明诗学观念,其说与周代诗乐体系发展、《诗经》结集的历史过程存在关联,具有重要的诗学史价值.     

谨严家风成就唐太宗的美德

台湾学者柏杨在其《中国人史纲》指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最初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固由于他的勋业,也由于他本身的美德.”此言可谓精辟.探究唐太宗李世民之美德,和其母亲窦氏知书达理,家风谨严,悉心教育培养息息相关.     

论鲁迅与穆旦之间的精神传承

鲁迅在青年时期发表的系列论文之一《摩罗诗力说》里面高度赞扬了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鲁迅是以这样的标准来把他所偏爱的西方近代诗人划入在列的：“今则举一起诗人中,凡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俗所不堪愉悦者悉人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