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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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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苏区的创始人。土地革命后期,方志敏与主持肃反运动的"左"倾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指出肃反发生扩大化错误,是党内著文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引起了赣东北苏区党的注意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向各红色区域派遣  相似文献   

2.
姚金果 《百年潮》2005,(1):77-78
在我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兴的课题.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问世,为我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打下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也就是从这时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或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这一命题开始出现.老一辈开拓者不仅为这一命题的成立付出了心血,而且在资料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在他们的带动下,从8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一课题,并且取得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成果.  相似文献   

3.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教主义的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尤以当时各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内展开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为巨,“AB团”、“改组派”等帽子满天飞,成为杀害整肃自己人的利器,难以数计的革命者倒在战友枪口之下。其中以湘鄂西的“肃反”最“左”最残酷。《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再现了这段历史悲剧。  相似文献   

4.
黄克诚被"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抓了起来,并被判处死刑。得知消息的彭德怀大声说道:"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可以采取抓捕、枪毙的办法来处理呢?"在庐山会议上,也有人开导黄克诚要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坚定地回绝道:"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相似文献   

5.
王新生 《百年潮》2010,(4):51-57
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相似文献   

6.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开除陈独秀的原因和如何开除陈独秀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想给予尽量多的机会和时间,要求陈独秀承认错误,希望他继续保留在党内;共产国际远东局最后同意开除陈独秀,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否定了"保卫苏联"的立场,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则更看重于陈独秀转向托派对本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他反对中共六大路线.  相似文献   

7.
现今在中共的党史、军史及有关资料汇编中,对发生于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的白雀园大"肃反"运动,大多记述得比较简略,有的则根本不写。这或许因为此事件距今已80余年,史料难于收集;或因为这是一幕悲剧,人们不愿再多提及。笔者长期工作生活在当年大"肃反"运动的发生地——河南省光山县,并多次前往当年被错杀的红军指战员殉难地及在原地上修建的"白雀园殉难烈士纪念碑"前默哀凭吊,同时也注意  相似文献   

8.
在延安时,我们通常称共产国际为“远方”。共产国际与苏共和斯大林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远方”的含义实际上包括了共产国际和苏共。 1938年,我到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工作。1940年回国后,继续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政治秘书。从那时直到1957年,中共中央与“远方”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来往的许多文件、电函大都是由我翻译的。本文所述,只是能回忆起来的一部分情况。在莫斯科的一些情况 1937年11月,王明带着康生等从共产国际(莫斯科)飞回延安。 王明和康生匆忙回国,急需找人接替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找到在莫斯科…  相似文献   

9.
1927—1937年在各苏区发生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既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新时期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坊间较为关注的问题。肃反斗争贯彻各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始终,肃反扩大化问题在不同阶段程度不同地发生,肃反扩大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其血的代价,刻骨铭心。其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脱离中国实际;抵制和纠正的行为与扩大化错误共生,与中共由幼年到成熟的历程同步;10年苏区斗争史的主流必须充分肯定,肃反扩大化的沉痛教训应该永远汲取。  相似文献   

10.
20世纪30年代初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仅湘赣苏区肃清"AB团"时,就有大批红军遭屠杀,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得人人自危。1933年5月,中共临时中央调任弼时到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处于"肃反"运动火头上,面对"肃反"扩大化,任弼时实事求是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受迫害者汇报,认真分析历史与现状,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肃反"扩大化错误……  相似文献   

11.
1935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为了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决定在红军队伍中开展一场"肃反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定》,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会议,史称"延安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毛泽东仍对企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等  相似文献   

12.
郭洪涛 《百年潮》2004,(5):17-23
我知道的一些错误肃反的情况 陕北(包括陕甘边)的错误肃反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1935年7月初,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7月15日,在永坪镇召开西北工委会议,这位负责人在会上传达的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机密指示"中指出:"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相似文献   

13.
"左"倾路线曾在一个时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走向,其后果就是出现肃反扩大化,伤害了众多同志,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陕北肃反就是其中一例。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毛泽东与张闻天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张闻天着手在前;但大众多认为该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一手主持的。欲知详情,请阅《"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一文。  相似文献   

14.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对这次肃反先后数次做出结论,但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使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肃反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对红26军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这次肃反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如:红26军从建立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就认为其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将这种看法报告给中共中央;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认为红26军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多次写信汇报给中央北方代表,导致中央北方代表派人到陕甘边和红26军来解决右倾问题。而张慕陶、张汉民事件成为导致对陕甘边和红26军进行肃反的主要诱因。  相似文献   

15.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是参加历次共产国际大会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有人会问: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大会中有没有中国人参加?回答是肯定的。据史  相似文献   

16.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  相似文献   

17.
共产国际(1919—1943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产物,在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共产国际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犯过严重错误,致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本身蒙受损失。不过,全面论述共产国际的历史和评价其二十四年的功过,并非本文的任务。 在有关世界现代史的著作中,人们不难发现:从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  相似文献   

18.
李玉贞 《百年潮》2012,(7):78-80
正中国国民党从1919年开始与共产国际发生的联系,持续了8年,到1927年结束了其第一阶段。总结这8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壮大了国民党,该党人数发展到号称100万。同样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壮大,受到锻炼,党员从50余人发展到近6万名。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  相似文献   

19.
发生在1931年鄂豫皖苏区白雀园的大肃反,是一场“红色内讧”。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在苏区和红军内大抓改组派、第三党。当时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张国焘,借机大搞肃反,对持不同意见的红4军将领狠下毒手,其祸延至地方,数千上万人死于这场极其荒谬和残酷的内斗中。详见《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一文。  相似文献   

20.
刘明钢 《文史精华》2004,(10):40-47
任弼时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全党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为人正直,公道正派,不论是在湘赣苏区的“肃反”运动、长征途中,还是在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代表负责人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都是坚持真理,爱护干部,致使王明、张国焘、康生一伙惧怕他,而广大干部群众非常尊敬,爱戴他,亲切地称他为“我们党内的妈妈”。详情请读《“党内的妈妈”任弼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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