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芷江受降——我的抗战岁月

不当亡国奴艰难流亡路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仅三个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叔父带领全家回安徽老家避难。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传来日军大屠杀的惨闻,我家虽有幸避过,但我小学同学及家人就有遇难被害的,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此后,日本兵舰常游弋到长江安徽段,炮击两岸村庄,我家住在长江边,深受其害和威胁。日本人要打到安徽来了,叔父说：“我们不当亡国奴,绝不给日本人做事。”     

见证芷江受降—我的抗战岁月

不当亡国奴艰难流亡路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仅三个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叔父带领全家回安徽老家避难.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传来日军大屠杀的惨闻,我家虽有幸避过,但我小学同学及家人就有遇难被害的,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此后,日本兵舰常游弋到长江安徽段,炮击两岸村庄,我家住在长江边,深受其害和威胁.日本人要打到安徽来了,叔父说:“我们不当亡国奴,绝不给日本人做事.”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制度创设与人事构成探析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创立于1937年。抗战爆发后,虽曾一度中止活动,但在广州沦陷后于1940年重设。重设后的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受制于广东日本总领事馆,在1941年及1943年两次组织及人事改组过程中,不只随处可见总领事馆的干预,且从中体现出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内部的势力变动趋势、人事策略及对外的联络渠道等多种信息。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上述特征,在华南具有代表性,且可视为抗战前后在华日本商工会议所研究的重要补充部分。     

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征了多少粮

抗战期间,国军人数剧增.从1941-1944年,国军需要补给的士兵从425万增至681万,粮饷遂成为极关键的大问题. 抗战之初,粮食问题尚不严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致交通阻隔,后方粮价大涨.如以1930-1936年的粮价为100的话,1937年12月为127,至1940年6月已是424.因粮价过高,军粮购买不易,国民政府遂在1941年设粮食部,在四川等21省实行“田赋征实”,农户改缴纳货币为上缴谷物.     

武汉合唱团为赴海外宣传抗战发动募捐情形史料一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抗日情绪激昂,社会各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本组史料即反映了武汉合唱团赴广州及海外宣传抗战、发动募捐之情形。     

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防谍肃奸斗争述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被迫对日全面作战,但由于“谍报与侦探不健全”以及“监视封锁不严密”,许多军事机密被日谍汉奸所窃取,加以未能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战,正面战场处处陷入被动境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对国民党当局实施政治攻势,引诱汪精卫亲     

七十一军在富金山、沙窝战役概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本想乘机逼我屈服,但未能如愿。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立即将其兵力转到长江方面,企图深入武汉,破坏我抗战的中心区域,欲使我不能继续抵抗。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接受程度及产生的深刻影响。结果显示,在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同时也积极肯定了华侨对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历史贡献。     

宋庆龄与香港“一碗饭运动”

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南下香港,组创“保卫中国同盟”,以各种形式开展救亡活动,其中卓有影响的,是为支援“工合”而发起的“一碗饭运动”。     

我所知道的抗战时期鄂中挺进军的三任总指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湖北省政府迁到鄂西的恩施。当时的荆州、宜昌既是四川门户,又是鄂西屏障,自然成为抗战的战略重地。国民党在荆州和沙市设有鄂中挺进军总指挥部、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专署辖沔阳、天门、潜江、监利、石首、公安、松滋、江陵、荆门等县。     

回忆抗战时期宜昌监犯调服兵役的经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继续西犯荆沙,北犯襄樊,南攻长沙。我国军队自1937年“八一三”全民抗战以来,军队伤亡甚众,前线部队急需补充兵力。当时实行的是征兵制度。由于湖北省沿长江自沙市以下有30余县已沦陷,兵源征集非常困难,而前线又急需补充。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军管区司令陈诚将军,基于兵源短缺,在征求各方意见后,     

西南土产外销与大后方口岸贸易变迁(1937-1945)——以桐油、猪鬃、生丝和药材为中心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土产主要外销路线是通过长江航线运往上海出口,而广西和云南土产则主要是通过西江航线和滇越铁路分别运往广州和越南海防再出口香港.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西南土产外销转为通过桂越公路、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运送出口,后被迫改为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出口.随着战时西南地区土产外销路线的变迁,西南土产外销从战前的沿海口岸逐步向内陆口岸转移.战时西南土产外销路线的改变,削弱了沿海港口与西南腹地间的经济联系,导致大后方土产业发展方向从战前的外向型开始向内向型转变,发展动力由战前的出口拉动为主开始向内需拉动为主转变.     

周恩来抗战初期在武汉的统战工作

（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国军民奋起抵抗。在全国人民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平、津、沪、宁等地先后沦陷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国民政府事实上的首都和抗战指挥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迁黔工业及其特点

(一) 1937“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于同年8月13日在上海挑起战端。国民党驻沪军队顽强抵抗,淞沪抗战持续了三个多月。但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终不免丧师失地,一溃千里。上海的沦陷,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失。当时上海毁于战火的大小工厂2375家,资金损失达3.4亿元,全国私营工矿企业在抗战期间的经济损失为5亿多元。为了保存经济实力,以应军事和民用的急需,国民党政府成立“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隶属于国     

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前国民党抗战问题再探

目前史学界仍较普遍地认为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以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联共抗日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笔者认为,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确实由比较积极的联共转向了积极反共,但在抗战问题上国民党却没有转向消极抗日。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抗日烽火记童年

这是我小时候学会的一首歌,它唤起我好些童年的记忆。 1937年7月7日,反对日本侵略的全面抗战开始。战争之初,日寇频频得手,广东成为首当其冲的地区之一：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939年6月,日军进犯汕头、潮安;1941年12月8日,香港英军投降。我的家乡、地处粤东北的兴宁,当时是国民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香翰屏部的机关驻地。国立中山大学工学院和省立文理学院等四所高校,     

“流氓才子”叶灵凤的谍战生涯

<正>现代著名作家叶灵凤（1905—1975），成名于20世纪20年代上海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抗战爆发后，他随《救亡日报》从上海迁至广州，广州沦陷后又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直至逝世。20年代末，因文惹祸，激怒鲁迅，导致鲁迅在多篇杂文中对他猛烈批判，为其封了“新的流氓画家”“流氓才子”的尊号。鲜为人知的是，在日本占领香港期间，他这个“流氓才子”却有过一段特殊的抗日谍战经历。     

命运多舛的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它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终止于1948年5月20日,存续时间达23年之久。历经了广州、武汉、沦陷前的南京、重庆和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等几个时期。期间也曾有过短暂的南昌、北平、洛阳、广州国民政府的小插曲。     

沦陷时期的上海工运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起,上海工人的政治倾向便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中,显示出特殊的作用,围绕着上海工运的领导权,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影响的政党、社团都曾进行过大量的活动。但总体说来,在抗战以前,如同当时中国的政治大局一样,基本上是国共两党的抗争。及至抗战爆发,这一格局发生变化。尤其是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以后,社会矛盾与工运形势的关系更显示出如下新的特点。     

我所知道的唐德刚

一唐德刚是肥西人,今年已经87岁了。唐德刚的上人是淮军一位水师将领,平定太平天国后,在家乡买田置产,修建了唐家圩子。唐德刚是在安庆上的中学,1936年升入省立安庆高中;1937年抗战爆发,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皖省震动,全省各公私立学校学生都自动散学回家了。唐德刚在安庆高中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