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州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原因

清代八旗驻防,是满清入关以后为维护统治、镇压地方而设立的一种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体的特殊制度,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八旗驻防体系,福州八旗驻防即为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清代福州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原因作一初探。     

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

翻译科是清代旗人专有的进身之阶。道光二十三年,驻防八旗始被允许应考翻译科,至同治年间,形成了翻译科与文场并重的局面。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旨在解决八旗生计与满语文衰退问题,此举同时也拓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为朝廷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多语文人才。在翻译科的刺激下,驻防八旗社会的满语文教育繁盛一时,各地陆续建立官学,教授翻译,民间也形成了私学或相互讲求满文的师友团体。但由于铨选制度的弊端,驻防士子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通过开科举缓解驻防旗人生计问题,固可收一时之效,但日久使宦途壅滞更甚,由此进身者补官不易,有的甚至放弃了仕途。清廷试图以扩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计,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此。     

近三十年来东北地区八旗驻防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中国东北作旗驻防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从东北地区八旗驻防研究的发展、清代东北地区驻防机构的建制与沿革、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编旗驻防、东北驻防旗人的生计与驻防旗地四个方面叙述了学界取得的可喜成绩.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清代盛京等省的“城守”与“城”

顺治元年八月,盛京地区初步形成八旗驻防体系。康熙《盛京通志》将这些八旗驻防机构称之为城守公署,城守所辖区域为行政区划,与州县并列,代表着省级官员对"城守"制度的认同。同时,公文中的"城"逐渐具有城守辖区的含义。乾隆年间,官修《清朝文献通考》将东三省与新疆的八旗驻防区域称之为"城",记录为行政区划。嘉庆、光绪两部《清会典》将这些城守辖区规范为"城",城制成为与府厅州县制具有同样法律地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城守制与城制的重新发现,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四省的八旗驻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     

民国初年荆州驻防八旗生计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荆州驻防设立,逐渐形成荆州旗城。有清一代,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始终享受着特权,旗人靠领响生活,不用去自谋生计。这种“恩养”政策,助长了荆州旗人的懒惰,使得其有了寄生性。在清前中期,旗人一直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好景不长,18世纪以后旗人的生计问题凸显。而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打碎了旗人的“美梦”,清政府的倒台使得这些“铁杆庄稼”没有了依靠,八旗制度的逐渐瓦解,使得荆州旗人愈发贫困,如何解决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依托报刊资料来探讨一下民国初年荆州驻防的生计问题。     

从家谱看清代驻防八旗族群社会及其变迁

清代旗人有编修家谱的传统,各地驻防旗人因其特殊需要,对家族谱书尤为重视,存世的家谱资料丰富.出于民族与等级统治的需要,谱书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驻防旗人谱书与汉族谱书同异参半,反映出旗人社会生活与变迁、各地旗人的差异和通婚、族裔联系等内容,也折射出汉文化对旗人社会的影响.与正史记载印证,谱书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清代旗人尤其是驻防旗人社会生活其及变迁的认识.     

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

康熙朝黑龙江驻防八旗组建之初,一度曾有八牛录官兵驻于博尔德城。康熙三十一年,齐齐哈尔城两牛录达呼尔兵,受命移驻博尔德地方看守官仓。次年,因墨尔根城编练鸟枪兵,复有两牛录齐齐哈尔城达呼尔兵移驻博尔德。康熙三十三年,以喀尔喀蒙古贵族献纳的巴尔虎人丁编设的四牛录官兵,亦被派驻于该处。是年冬,清廷先后于博尔德派设满洲籍城守尉、防御等官,该处正式成为将军衙门辖下"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康熙四十年,为充实将军移驻齐齐哈尔城后极度空虚的墨尔根城兵力,博尔德八旗驻防撤销,所有八牛录官兵移归墨尔根。     

热河驻防八旗史略

本通过大量史料阐释了热河驻防八旗的形成与分布、任务和作用,揭示出驻防八旗在客观上对守卫热河这一军政要地,加强北方诸民族的管理,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安全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本同时还阐述了热河驻防八旗的兵饷及来源。     

论清代东北驻防八旗的兴衰

有清一代,今东北三省是皇朝八旗兵诞生的故土。顺治帝入关和完成全国大一统后,东北管理体制异于内地行省,东北驻防八旗体制即是它的显著特点之一。自顺治十年五月东北开始建治后,东北驻防体制非但没有削弱,反而逐渐加强完善,成为有清一代全国四大类驻防八旗中最典型的区域,驻防兵力约占全国驻防八旗总数的37.8％,是清代东北唯一的一支国家“经制兵”。光绪三十三年创建东北三省裁撤驻防将军,宣统元年各专城副都统裁撒完毕,方废止了东北驻防体制,新式陆军和巡防队成为东北主要军事力量。本文试图从“兵备”角度论述东北驻防体制形成过程及其各阶段的主要特征,探讨其衰落的诸种因素,求诸斧正。 (一) 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44—1683)为东北驻防体制创立时期。先柳条边内后边外,从南往北逐渐建立专城驻防,增添八旗兵额,但随应性较大并无定制,名额、驻城“初无定限”。     

The Garrison Revisited: Gibralta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1940s, scholars across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started using phrases such as ‘garrison state’ and ‘garrison mentality’ to describe societies where military imperatives predominated. They frequently argued that a perpetual sense of threat and a profound feeling of isolation shaped the outlook of residents in these communities. Such terms continue to surface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and popular media, where ‘the garrison’ often remains a stock image. Evidence from eighteenth-century Gibraltar, however, suggests that traditional readings of the garrison as an insulated fortress should be reconsidered. The survival of this strategic outpost actually required that colonial administrators rely on an array of foreigners to keep it supplied during times of both war and peace. At Gibraltar, the garrison was neither isolated from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nor perpetually threatened by its cosmopolitan residents—instead, inescapable dependence on a motley local population often rendered administrators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 alien in their midst and to acknowledge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military and civilian.     

北魏军镇州郡化问题新探

军镇的成立、发展乃至转型皆深藏于北魏政治演进之中,并在政区地理以及地方行政制度维度,与州郡相互勾连。太武帝基于地方行政治理的需要,在部分军镇开启了州郡化进程,至孝文帝时,军镇州郡化全面席卷地方行政领域。而军镇在政区地理方面的差异,影响了州郡化的路径与结果。根据军镇的类型及其转型方式,军镇州郡化应细分为“改镇立州”“废镇立州”“废镇存州”三种方式,前两种直接改变了北魏政区体系,并使得军镇体制渐次退出地方行政领域,第三种的作用则仅限于制度变化方面。三者共同推动军镇政区及军镇体制的州郡化,进而在政权结构层面引发北魏地方行政制度的更张。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明代太仓州的设置

太仓在元初海上漕运时代成为重镇。明初因镇设卫,卫所兼理卫事及周遭民政。明中叶,太仓卫出现军强民弱、兵丁入寇贩盐等弊端,在赋役改革艰难、沿海防卫吃紧的情势下,太仓由卫建州,相关州县也免除欠粮,缓解了困境。此后由于州卫并存共治,军民杂居,利益抵触,军政关系仍趋紧张,又因太仓州、昆山县税则龃龉,昆山县以州大县小、州不利县为理由,在正德、嘉靖海氛不平的形势下兴起"废州"案。在州、卫、县的利益博弈以及官员对决的过程中,朝廷的态度由暧昧渐趋明朗,最终存州复道。在从卫所到州县的转变中,既体现了特定的地域特质,又反映了明代国家在地方行政体制上的转变态势。     

传统法治文化对当前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之启发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几千年国家治理的智慧结晶,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也存在自诞生之初就无法克服的不足之处,如强调人治、维护宗法、重刑轻民等。但是,传统法治文化有很多值得我们吸收改进的有益之处,尤其在教民、治吏与息诉这三点上,对当前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包括福建本地的一些法治实例,阐述传统法治文化的特点和不足,以"从严治吏"为重点,对如何更好的建设地方法治政府提出几点个人思考和建议。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省河北道筹防局个案研究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省河北道曾设筹防局,意在协助阻止八国侵略联军南下及经豫西上,维持地区稳定.在道员岑春荣主持下,很快募成乡勇六营.该团成立之初,以“假团“名义查拿义和团,后多次枪杀义和团民,与清政府借“假团“分化、打击义和团不谋而合.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清初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及烟瘴影响

疟疾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古人称之为烟瘴、瘴疠、瘴气等。清康熙三年,清朝就在西双版纳的普洱驻军设治,雍正年间又在澜沧江东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设普洱府,建普洱镇。但受烟瘴影响,驻军、设治和改土归流经过了多次反复,清廷仍没有彻底完成对西双版纳的改土归流。本文以驻军、烟瘴为切入点,探讨了清初清军在普洱、思茅沿边地区驻军与撤军、改土归流与撤流复土的反复过程,认为烟瘴影响了清廷对西双版纳的经营,不利的自然环境是历史时期西南边疆经营的巨大障碍。     

论明王朝治理安多藏区的策略及成效

安多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在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