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1975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的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水灾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以后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如今,这场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27年了,在中国报刊和新闻史上,一直是个“空白”。我是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在中国新闻报道史上补上这一页,使后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和借鉴。     

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本文对１９３９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     

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

1931年江淮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正忙于"统一"和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不得不组建救济水灾委员会这一事权极大的中央专门救灾机构,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为委员长,以经济中心上海为总部驻地。该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筹募赈款。通过筹募机制的探索,形成了国库拨款、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多种赈款筹集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可以窥见国民政府在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两个向度上的努力进程及其特点。     

1948年福州的特大水灾

这是一首杂诗,作者有感于1948年福州水灾而作,正如诗中所描绘的那样,1948年6月18日,低气压笼罩福州,倾盆大雨,山洪来自闽江流域,涌进福州。酿成近百年来所未见的惨烈灾害。闽江,是福州人民的母亲河,历史上几乎年年闹水灾,对福州人来说,闽江是难言的忧患,更是难舍的情结。     

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

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水灾,其中湖北省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面对肆虐的洪水,湖北省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在水灾救济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救灾的任务,成为救灾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     

20世纪50年代安徽水灾中医疗救助活动述论——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

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各级各地政府紧急组织救灾活动,并对灾后的农村进行医疗救助。本文以安徽省卫生厅档案资料为依据,梳理、阐述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的医疗救灾措施,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探究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乾隆七年江淮水灾回眸

清乾隆朝60年间,各省区上报的水灾达514次,占自然灾害之首。一年发生水灾10次以下的有26个年头,10次以上的有34个年头。“黄河于丰县石林、黄村漫溢,淹浸滕县等六县卫;苏、皖、赣、湘、鄂、豫、鲁均遭水灾,损失之大,范围之广,为多年所罕见。”这是有关史料对乾隆七年（1742）发生水灾的一段文字记载。《清宫扬州御档》一书,收录乾隆七年的奏折百余件,其中有近50件,内容涉及水灾及赈济,这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档案史料及相关典籍记载,较为全面地了解乾隆七年,江淮一带发生的罕见水灾的真实情况。     

1931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

1931年水灾是淮河流域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此次水灾之兴,与连续的大强度、大范围的降水和残破的水利设施有关.水灾发生时,水利工程被毁,大片的土地被淹,房屋倒塌,人口死亡甚巨;水灾发生后,由于皖北地区自宋元以来形成的脆弱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国民政府的救济不力,灾区出现了土地荒芜、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灾民无以聊生而四处流徙、疾疠和匪患猖獗等严重社会后果,极大地掣肘了皖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晚清徽州社会救济体系初探——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为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地处皖南的徽州地区山洪暴发,徽州地方社会及流寓各地的徽籍人士就此次水灾及时展开了救助。本文以灾后救助所形成的征信录为主要资料,结合文集、徽州文书和地方志等有关史料,对此次灾害及其救助情形进行了探讨。文章首先结合受灾村庄的地理微环境,以赈灾款额为代资料揭示出灾情的空间分布,接着探讨了在晚清义赈兴起的大背景下,此次水灾的赈济过程和各赈灾机构的实际作用,并关注了赈灾款项与赈济物资的来源与比例,以期揭示在财政匮乏、政局动荡的晚清社会,随着邮政、报纸等新事物的发展,偏处一隅的徽州地区是如何应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灾的。     

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

1931年江淮大水灾是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对30年代的经济也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次水灾及其后果作一点粗浅的研究。     

1931年江苏大水灾档案资料选辑

1.上海华洋义赈会常会会务报告书1931年本会在上海为首创中外合作独立之一慈善机关,亦可谓切实赈灾之前驱也。自民九民十两载华北大旱为灾,以至民国二十年国内水患,本会均经另行特组募捐委员会,并在灾区设立分会。当去年六月,本会鉴于区域之广大,情形之惨重,故不得不先办急赈,以救人生命为前提,一面调查预算以定计划,俾作逐步进行之方针。其时灾民所受苦况之烈,盖尽人皆知,无待赘陈矣。至如原计划之一部份,首为提前赶制棉衣以供冬赈,迨及十一月十二月间,本会及各分会共有棉衣十二万件及旧衣五万余袭,得以应手散放,只此项棉衣适应灾民需要,救活生命不少,其功效殊不下于赈粮也。     

大水灾 大举措 大迁徙 大胜利——1954年枝江百里洲长江分洪始末

百里洲位于湖北省枝江市境内,其形成已有2700余年历史.地名因最初疆域周长百里加座落长江之中而得,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江心岛.其面积和人口仅次于上海市崇明岛.这里,土质肥沃,盛产棉花、小麦、花生.西瓜、黄梨等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此洲无堤御水,民难定居.至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始兴堤拒水,翻开历史新页.但薄堤难防大水,人畜田禾用水不易和内渍等诸多问题,又伴随苦难的洲民世代延续下来.1949年7月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本洲堤防,使它由豆角形状变成小山梁,洲人于是充满信心,致力江心宝岛建设.1954年有人丁5.6万余口,耕地19.8万余亩,分属刘巷、冯口两个区管辖.     

1952年洞庭南湖救灾记

1952年9月24日,湖南省湘阴县湖区发生水灾,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县委高度重视,紧急开展救灾工作,妥善安排灾民生活,帮助重建家园,谱写了一曲党为人民、人心向党的颂歌。     

李先念与一九七五年河南水灾

情系灾区 1975年,在李先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全面整顿工作之际,河南南部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的报告传到了北京.李先念深感内疚地说:"水灾死了人,心里很难过,很痛心!我们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特别是我个人要负责任."     

抗美援越二十年大回顾

在长达20年的抗美援越斗争中,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将一生的政治智慧、外交手段、战争艺术和胆识魄力发挥到了极至,中国人民为抗美援越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朽贡献。本文将全景展现这一生动的历史画卷。     

1933年叠溪7.5级地震灾害历史研究

1933年叠溪发生7.5级大地震是的川西北地区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地震之一,根据当时中国国情和震区的实际状况,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济赈济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救援了灾区,保障了震灾区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中央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救援方法同时医疗条件的落后、物资匮乏也影响救灾工作的开展。     

2009年全国两会十大雷人提案

提案一：发行1000元钞票 背景：“我建议,能不能发行大面额的人民币？比如500元、1000元的。”昨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抛出这个建议,引起现场一片窃窃私语。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

怎样认识“权力过分集中”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弊端,集中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人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竞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