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法国外交

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地缘政治、民族利益、人民情绪、经济条件、文化遗产等多种原因,其对外政策往往有某些万变不离其宗的因素。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动以及不同执政者的不同思想、气质、风格、政治色彩等原因,对外政策又必定会有调整和发展变化。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外交,有时连续性占上风,有时调整变化占主导地位。因此,观察一国外交,不能割断历史、忽视传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七七六年“条约计划”及其对美国早期外交的影响

1776年"条约计划"是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独立之后在对外关系上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主要是为这个新独立国家派往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代表提供一个与这些国家王室或政府进行谈判的条约蓝本。大陆会议制定"条约计划"的前提是美国不卷入大洋彼岸的政治事务,只能以互惠的商业往来谋得法国等国对美国独立事业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取向反映了"条约计划"起草者约翰.亚当斯那一代人对美国在国际社会所扮演角色的"定位"。这一重要文件对美国早期外交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美国早期外交的活动基本上限定在"条约计划"已经确定好的框架之内,奠定了美国政府早期对外政策的基础。     

战前日美经济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次大战后,日美矛盾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焦点,与美国争夺中国市场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和出发点。由于美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力和日本资本主义本身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日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消长成为影响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20年代日本外交标榜“与欧美列强协调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和“经济往来”,即所谓“协调外交”。30年代初起,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这一国际协调外交迅速向武力外交转化。经“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直至挑起珍珠港事变,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引起日本外交剧烈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一战后日美矛盾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探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经济关系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英国绥靖政策原因再认识

绥靖政策是一种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以牺牲他国利益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绥靖政策的出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它对当代国际政治外交留下深重的思考。英国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推行国,本文就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作一简要分析。     

列宁是什么时候提出和平共处政策的?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最先提出的。列宁究竟在什么时候提出和平共处政策?人们对此有各种不同看法。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列宁从苏维埃国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坚持实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和政策。甚至早在提出一国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列宁就提出了和平共处问题。许多颇有影响的史学论著,就是按照这种观点对苏俄初年的外交大事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这种观点和解释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搞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列宁思想的发展,探讨和平共处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含义,分析苏维埃国家早期对外政策的特点和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上）

1960年代,是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动,中国外交陷入严重动荡和自我孤立境地的一段灾难性的时期。     

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1948—1955)

1948—1950年,缅甸口头上宣称中立主义,实际上却推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吴努政府很快意识到结盟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危害,而此前与英美两国的接触亦让缅甸体察到了西方世界的"不可靠"及其通过援助干涉缅甸内政的可能性。于是,缅甸决定初步尝试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1953年下半年,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对李弥部队的暗中支持、西方援助的拖延迟缓和缅甸大米的明显滞销共同促使吴努政府主动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进而将中立主义作为缅甸外交的根本原则。总体而言,外部环境的变动是促使缅甸选择中立外交的主导力量。缅甸的外交转向绝非个案。面对愈演愈烈的东西方冷战与结盟已经或可能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对外交往中避免按照意识形态划线和不结盟最终成为诸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选择。     

建国初期的冀朝鼎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冀朝鼎在帝国主义实施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困难面前,积极探索中国外经贸的新体制,加强外汇管理,以灵活的外交,与11个国家签定了外贸协定,还成功地与日本、英国等未建交国家进行“民间贸易”．打破西方列强的孤立政策．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的新局面。     

中国援非五十年与中国南南合作理念的成长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一直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视为自己对外关系的基石,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以发展合作为主题的南南外交。中国对非南南合作是以政治斗争和民族解放为起点,中国以朋友的身份,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无偿的双向平等援助。非洲国家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并建立民族国家后,中国的援助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开始向巩固民族独立、实现经济发展的维度调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方针从外交为政治服务调整为外交为国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与热那亚会议

本文通过对苏维埃俄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外交活动的历史考察,着重探讨了苏俄在列宁领导下,为打开外交新局面斯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作者认为苏俄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于调整国内政策的同时,果断地调整对外政策,而且也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外交斗争的结果。热那亚会议期间,苏德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决定在法律上相互承认,恢复外交关系,冲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孤立、封锁苏俄的联合阵线。苏维埃俄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国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论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外交政策

我国学界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存在不同的评价意见。本文从斯大林、契切林的外交政策理论以及他们对苏联外交政策影响的角度对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斯大林、契切林都继承了列宁晚年的外交思想,斯大林在20年代已经把世界革命的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契切林已把社会主义的未来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系在了一起。在对外政策方面,斯大林、契切林都把苏联国家利益放在外交政策考虑的优先地位。在实践上,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了对世界革命的追求,但契切林以其长期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的经历和丰富经验影响了斯大林以及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整体上看,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对外政策尽管存在一些失误,但基本把握住了列宁晚年思想的方向,为苏联国内建设创造了和平有利的外部环境。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博物馆对外展览:作用与挑战

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博物馆对外展览既可以被归为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文化外交,也可以被归为致力于长远宏观目标的人文交流.每个对外展览因动因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通常作用包括形塑国家形象、搭建沟通桥梁、增进相互理解.与此同时,国内外政治形势、法律框架、国家政策等都是对外展览发生的重要背景和能够发生的决定条件,而展览能否真正改变观众的行为或态度又受到文化偏见的干扰,这就造成了博物馆对外展览影响力的不可控性和缓释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博物馆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代表,应当致力于在更高层次上将独特性转化成普遍性,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其他社会和文化同样注重的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

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其外交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中经济发展方式起着基础性作用。一旦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外交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外交调整与之相配合。据此,为了因应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以及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需求的深刻变化,中国外交调整应主要     

历史要重演吗?——1948年的周鲠生、胡适之争及其意蕴

1948年初,周鲠生与胡适就国际局势问题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国家"的对德对日政策?第二,苏联是不是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周鲠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的对德对日政策,可能会导致德、日两国军国主义的复活,从而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政策的覆辙。胡适则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并未放弃防制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政策,而苏联已成为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从世界范围看,这场争论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外交主张的分歧在中国的反映,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念,反映了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复杂走向。     

现代大众政治的兴起与其欧洲国际政治效应

以选民范围急剧扩大为主要的直接由来,中、西欧国家政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普遍转变为现代大众政治。与此相伴,公众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变得显和频繁;各类(特别是殖民、经济和军事三类)利益集团积极干预甚至操纵对外政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大众非理性情感、并且多半由大众传媒表述和助长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则构成欧洲及世界政治中的一大恶性力量。总之,现代大众政治的兴起是欧洲传统外交和国际政治变更的一项重要原因。     

现代评论派对废约运动中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的态度

现代评论派对内政外交问题的各种观点,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现代评论派积极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外交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实现民族自决和复兴的前提。他们希望北京民国政府整理内政以增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实力,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发挥“统一”优势,采取有力措施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政府外交与民众运动互为支援。现代评论派的呼声,反映了其维护国家主权的态度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期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南北政府的态度。     

一部开拓创新的力作——评《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

当大家习惯于谈论大国或强国外交时,我们对书架上满是像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国外交的相关著作也就习以为常了。于是乎,给读者的感觉是,在这个世界上,似乎也只有大国或强国外交了。的确,从历史上看,外交似乎一直是大国或强国的专利,但诚如《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①作者汪诗明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的传承与创新

正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不但形成了完整的战略布局,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将文化外交实践称为对外文化交流,并将其视为外交工作的一翼。70年来,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战略传承体现     

近代日本横滨英法驻军研究

日本自幕府末期开港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对外政策亦处于左右摇摆中;欧美列强以防止攘夷派武士浪人袭击横滨居留地外国人为借口,于1863年开始向横滨派驻警戒军队。驻军以英法军队为主,直至1875年撤军,驻屯横滨达12年之久。英法两国的驻军加深了日本的民族危机,横滨居留地亦成了列强的国中之国。明治新政府通过内政、外交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加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终于促使英法做出撤军决定。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积极推动外使觐见礼节的改革 ;在为德皇制作宝星 (勋章 )、购置世界地图、亲撰致日本国书、召见伊藤博文、派使韩国等细小事件的处理中 ,均反映出其对外观念的调适。尽管光绪帝力图摆脱传统外交 (天朝体系下的华夷秩序 )的束缚 ,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 (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 )靠拢 ,但他内心世界中的对外观念与外部世界仍有隔膜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这个传统深重的国家在这一靠拢过程中的艰难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