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及其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如何?史学界普遍认为:“继续北伐”与1926年7月9日的誓师北伐,“性质完全不同”,是一场“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战争”,是一场“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是“强盗打强盗”的战争。这种论断,实质上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继续北伐”与以往的直奉、直皖战争以及以后的蒋、阎、冯、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等看待,都认为是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内战。     

“法币”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1935年,正值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前夕,国民政府对币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国实行法币政策、推动法币。这一改革对日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关系甚大,“法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一、国民政府推动法币改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面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形势,国民政府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先是1933年4月6日,快刀斩乱麻地宣布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了在全国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状况,这既有利于商品流通…     

国民党特工的对日谍战（上）

蒋介石一声令下,军统全员出动 战争年代,情报机构的作用非同小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情报机构是曾经令人谈虎色变、臭名昭著的以戴笠为首的“军统”。从1932年特务处（军统的前身）成立之始,这个组织一直是蒋介石最得力的“御用”工具。     

全面抗战前期四川施行盐务新制的困境与破解之举

全面抗战前期,国民政府试图在盐务上“改制废岸”,但因战争等因素,至1939年5月四川才在国民政府指令下改行官收、官运、先行招商代运的制度。消息一经公布,便遭到盐商激烈抵制,并引起地方势力声援,新盐制施行举步维艰。究其原因,除国民政府与川商的利益冲突、四川官商对外来势力的排斥外,还与国民政府借施行新盐制从财权上整合四川地方势力,以加速国家化进程的政治意图相关。国民政府为了稳固四川,坚持抗战,采取了一些破解困局之举。最终,在国民政府软硬兼施下,四川官商被迫接受新盐制。这反映了国民政府中央内迁四川后,在坚持抗战与统整地方上所面临的困难,呈现了战时中央与地方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蒋介石的孟津之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国民政府迁都洛阳。蒋介石为了解洛阳周围的形势,加强“行都”的防范工作,于2月中旬,在夫人宋美龄和洛阳卫戌司令陈继承的陪同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孟津县视察黄河河防,顺路参观游览了负图寺和汉陵。     

抗战时期法币的特殊角色述论

金融为经济的命脉 ,经济为军事、政治之基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 ,因为自身实力的局限 ,决定了“以战养战”的方针 ,力图建立自己完全掌控的金融体系 ,达到掠夺中国经济金融资源、支持侵华战争、破坏中国抗战等多重目标。华东伪政权方面 ,伪维新政府虽延续时间不长 ,在金融上并非无所作为 ;汪精卫伪政权 ,也视金融为建立自身统治基础的重要举措。特别是作为汪伪实力派人物的周佛海 ,把建立新的金融体系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 ,苦心经营伪中央储备银行。日伪对金融的重视 ,早在国民政府意料之中 ,从战争一开始国民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性、…     

抗战时期的“一元献机”运动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空军除运输机、教练机外,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仅有300余架。由于不停的战争消耗,到淞沪会战结束时,只剩下30架战机,丧失了制空权。1939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援华志愿空军全部撤走,美国尚在保持“中立”,中国孤立无援。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发起“一元献机”运动,求助于民众捐款购买战机。“一元献机”运动最终通过募捐购得300多架战机,给了中国空军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展现出大时代下中国人民救国救民族的拳拳爱国之心。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重庆国民政府与1941年的美日妥协谈判

1941年,美、日两国政府举行了绵延八个多月的妥协谈判,史称“远东慕尼黑”。由于这一谈判与中国抗战的前途及国民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重庆当局为影响和阻滞美日妥协、推动两国走向战争对抗而苦心孤诣,倾注了心血。那末,重庆政府是怎样对美日谈判施加外交影响的?它阻遏美日谈判的潜在动机又是什么?这场“无形战争”对中国抗战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卢沟桥事变与蒋介石抗战的“最后关头”

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最终导致全国性抗战的爆发。以往的抗战史研究中,往往把八一三事变作为“全国进入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一观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值得商榷。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既是蒋介石说的抗日的“最后关头”,也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人数考析

“重庆大轰炸”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其中1941年6月5日由于日机轰炸所造成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更是惨绝人寰!但长期以来,各界在该惨案死亡人数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在充分占有档案和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有关论述,进行重新考证,论证惨案死亡人数为1200人左右。     

简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展,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一书,恰为这块史学园地又抹上一笔重彩。通览全书,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架构合理,不落俗套。作者认为,“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政治军事的强弱,还有赖于财力的多寡”。由于战时财政具有“收入要迅速集中”、“收入要数额巨大”、“收入要安全可靠”等特点,因此,作者先概述战前国民政府财政概况,然后分改订财政收支系统的政策、“田赋收归中央并改征实物的政策”、“整顿旧税,维持国有收入”、“创办新税,另辟战时税源”,以及“专买政策”、“发行公愤与举借外债的政策”等篇章,逐步展现了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由平时过渡到战时的调整过程。与此同时,国家收入的急剧变化,又要借健全稳妥的金融政策和金     

谁最早提出将“百人斩”凶手送上审判台

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军南京大屠杀中进行杀人比赛的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了审判。但长期以来究竟是谁最早明确提出将向井敏明、野田毅送上审判席,一直不得其解。台北“国史馆”收藏的相关史料表明,早在战争期间,中国驻荷兰大使金问泗即明确提出将二人送上审判席。而南京大屠杀案发生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等机构展开的对...     

我所了解的罗君强

1940年3月29日,汪伪国民政府开张,其编制大致与重庆国民政府相似,只是把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改称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为“中政会”),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任“中政会主席”,周佛海为“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春圃及罗君强为“副秘书长”,下设“秘书厅”,由罗君强负实际责任,直到1944年春天他出任“安徽省省长”时,始改由“副秘书长”赵尊岳接办。我是1940年4月1日经人介绍面见罗君强的。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困境中的突围》出版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左双教授等《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书,已由社会科学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分七章,集中讨论了1928～1949年间的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涉及的事件有1928年“济南事件”、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6年“沈崇事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全书共352千字。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成吉思汗陵西迁记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血洗华北,屠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也正是此时,汉、满、蒙、藏等中华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不分种族,不分党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表现出空前的民族凝聚力。1939年成吉思汗陵西迁甘肃榆中,阅时数月,历地千里。所经榆林、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当地军政首长无不主持奉移大典,或遣派专     

国民政府首届高等考试

1931年7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俗称高等文官考试)。第一届高等考试为国民政府遵照孙中山总理遗教试行五权制度后行使考试权之创举,国民政府称之为“国家第一次抡材大典”。国民政府为举行考试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1929年8月公布《考试法》,《考试法》规定,应高等考试之资格为:“一、国立或经立案之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专科学校毕业,得有证书者;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