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开拓者

范文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开拓者陈其泰范文澜是和郭沫若并称的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干１９２９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过的各个社会发展阶...     

“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遗产

认真总结九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遗产,是反思以往和展望未来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风靡一世,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信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李大钊等先驱者撰写的论著,已鲜明地显示出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学术品格。继之,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长达十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进步学者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社会调查,批驳了错误观点,论证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秦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这些正确结论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推进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至抗战时期,以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为代表,一致明确地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为指导思想,从事理论创造和撰成一批力作,从而使以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壮大、发展。     

论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地位

论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地位戴开柱吕振羽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不仅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史学大师一道构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而且投身于革命实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论研究,是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三四十年代一系列史学理论方法论读本的出版,再到当代台湾的史学方法论研究,是新史学派史学方法发展的大体脉络。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介绍和宣传,到郭沫若所代表的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尝试和实践,再到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从50到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广泛普及和曲折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方法论研究空前繁荣和活跃的时期。总结百年来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给新世纪史学发展留下了诸多启示。     

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论史家修养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史学发展要求,批判性继承传统史家修养论,对史家修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如果运用传统史学的才、学、识、德来概括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主要包括:关于史才,着重论述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治史方法和撰述的技艺问题;关于史学,主要论述了专与通,拓展知识的途径,掌握外语的重要性问题;关于史识,主要阐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学习和运用的态度与方法问题;关于史德,倡导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的民主作风,提倡谦虚谨慎和勇于学术创新的品质。他们的史家修养论是中国现代史家修养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史家提高自身修养有重要启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和撰写中国古史始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重视考古材料,将实物史料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传说记载相结合,从而致力于建立科学、可信、系统的中国"古史",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古史"建构的主要特点。应对学术之需,关注时代主题,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古史建构的旨趣所在。在共同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上,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与郭沫若在古史分期等问题上有较大分歧,他们各自的古史撰述亦有特色,由此反映古史建构的多样性。     

“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主持下,“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2005年8月23日到26日在昆明成功召开。参会的60多位代表就唯物史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就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达成共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纪念翦伯赞百年诞辰

纪念翦伯赞百年诞辰保成在建校百周年前夕,北京大学举办了“翦伯赞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翦伯赞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同为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分别做出各自的贡献。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４日上午９时,知名人士...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

一、2 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1 9世纪末至 2 0世纪初 ,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 ,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 ;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 ,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 ,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 ① ;关于后者 ,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 。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 ,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 ,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 ,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六十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确立与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约请四位学者分别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的角度对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进行总结。新中国史学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若干曲折,但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能够创造辉煌,而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时俱进,综合创新,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业绩。我们希望四位学者的观点能够为读者提供丰富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和思路。     

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发展——访林甘泉研究员

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建国以来50年的发展。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过去史学的发展。要科学地看待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它是唯物史观的基石。不同学术思想的学者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百家争鸣;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大师级的史学家一定会在21世纪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

在1949年以前业已取得很大成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做到既发扬广搜史料、互相参证的优良传统,又能把握历史演进的大势,由表及里,探求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演变的趋势,达到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因而使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的境界。他们的卓越成就为20世纪中国史学谱写了出色的篇章,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元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通过我国三代蒙元史专家的努力,取得了许多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唯物史占了主导地位,元朝不再被看成“漆黑一团”,现在普遍认为元朝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在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过独特的贡献;同时,研究者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使元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今后的元史研究任重而道远,在史料整理、区域和专题研究、民族研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

发生学方法兴起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后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采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使这一方法走向科学,从而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发生学方法。它是对现实及其发生前提和发生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它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这对我们加深理解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方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与理论扬弃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大量译介国外各种唯物史观理论书籍的时期,一本多译的情况比较普遍。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便是其中中译本较多的著作。民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种译本的广泛流行,对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人注意到布哈林的理论中存在机械性等问题,故在将其作为知识资源时,逐渐扬弃之。深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理论扬弃,可以一窥民国时期国外同类理论著述影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复杂面相。研究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构建,不仅应梳理理论内在的演变逻辑,也须梳理其文本传播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历程,则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走向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49年后任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主席,提出史学发展六个方面的转向,规划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他创办并主持的《历史研究》杂志提倡历史研究应史料与理论并重。郭沫若礼待陈寅恪,邀请其出任《历史研究》杂志编委和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郭沫若重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引发了研究一系列重要历史理论问题的热潮。在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初步形成了发展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