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我怎样成了小彭德怀

1959年我32岁,在浙江省中共金华地委农工部秘书科任职,做的虽然是机关工作,但也经常下乡。因此,对金华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所带来的祸害,见到的不少,听到的则更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那“三面红旗”运动的景象,一幕幕映现在眼前,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怨言,余音在耳。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发生了疑虑：这样下去能把生产搞好吗?     

卫恒指导下的镇安寨“四清”工作

1964年秋,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8个县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定襄是开展“四清”运动的县之一,那时我在省水利工程总队工作,任省水总和文峪河水库指挥部副总指挥,在文水县修文峪河水库。省委组织部指名调我到定襄县“四清”工作团参加“四清”运动,报名后分配在神山分团,任分团党委成员、镇安寨大队“四清”工作队指导员,负责镇安寨的“四清”工作。     

回忆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一1964年9月开学不久,我们山西师院中文系二年级的100多名师生,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参加了由晋南地委组织的农村“社教”工作队,在洪洞县搞了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我们参加的这批“四清”工作队,进村前先后进行了长达5     

文革中的贵州省公安厅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我正在贵州省兴义县捧鱼乍区乐作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11月初,四清结束,我与同事段正清回到贵阳市我所在的机关省公安厅。     

终身难忘的整社运动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读大四时参加的1960底到1961初河北赵县的“整社运动”,令我终身难忘。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刮起了“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使这股风更加泛滥起来,国民经济出现了少见的困难局面。为了扭转形势,中共中央1960年11月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回首“文革”（上）

（一）下乡“四清”和“文革”序幕１９６６年,是暴风骤雨的一年,是我国社会剧烈分化动荡的一年,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年。这年春节刚过,我和丈夫老韩便分头奔赴青海省“四清运动”的第一线。老韩担任湟源县社教团团长,我则被分配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一个山区的生产大队任工作组长。那时我们的两个较大的孩子小明、小秀,都已由我于１９６５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接到青海（当时党中央组织部有个通知,动员在外地工作的干部把子女接离北京）。我们两口都将下乡,四个孩子,最大的不满１５岁,最小的不满１０岁,如何安排好他们的确是个大问题。老…     

我的13年知青生涯

一个1958年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也要下乡？ 1958年初,当我高中临近毕业时,在全闻以执行极“左”路线而闻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别出心裁地在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我记忆中的“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运动,我正步入青年时代,生活在古城泉州西门外潘山,就读泉州市第二中学,亲历或耳闻目睹了那个年代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     

三载『四清』亲历记

从1963年秋至1966年夏,全国广大农村中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它的声势之猛(由中央直接办点到大行政区及省、地一把手下乡蹲点、轮番上阵)、范围之广(第二年且由农村扩展到城市)、为时之久(原计划用六七年时间完成),     

“下放”纪事

1970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中一项任务是“干部下放”。由于1964年我在连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被列为审查对象．自此一次次运动都有我的份。我成了理所当然的下放对象．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偏远的闽东北政和县镇前公社湘源大队。在那里。我渡过了一段辛酸而难忘的岁月。     

倔强老人孙大光——《孙大光文选》序言

大光同志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1917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16岁从家乡安徽到上海当学徒,17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直到1948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20世纪50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1964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     

1965年江西“四清”琐忆

<正>1965年我25岁,大学毕业后参军才三年多。这年7月至次年2月,我随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政治部组队去江西上饶市铅山县鹅湖镇参加“四清”。年初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四清”工作文件“二十三条”已公布,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中央办公厅与公安部队联合组队1965年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要下乡参加“四清”,由中办副主任汪东兴（1916-2015）带队。毛主席让女儿李讷随队下乡锻炼。汪东兴是江西弋阳人,     

参加社教，在农家吃“红锅子菜”

1965年,我在湖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工作,这年1—7月,中共湖南省委衡山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眦简称省委社教工作队）组成,我作为其中的一员,第一次参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农村开展社教工作,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那一年我到北京去“串连”

1966年,我在武汉刚读完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没几天,学校就组织我们下乡劳动。在农村摘了半个月的棉花,一回到学校,才知学校已停课了。“文革”的风暴已席卷到了学校,学生们纷纷参加了红卫兵,然后到学校开介绍信,到全国各地去串连闹革命。因父亲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过一家小米店,我的家庭成分被划为“独劳”（独立劳动者）,不属“红五类”,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同志： 最近看了《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中的《毛泽东领导“三反”运动》这篇文章,我有些看法。“三反”“五反”“肃反”的时候我还小,并不知道其中意义,不过是“三反”内容如同儿歌似的经常挂在嘴上：“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这些运动所反对的方面应该坚决打击,     

大跃进中敢于求实的县委书记古博

古博同志,1957年10月调任湖北黄陂县委第一书记。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我们是古博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已是七旬老人了。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

1958年到1960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兴起了一个新民歌运动。作为曾在化领域“大跃进”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全民写诗运动,它的兴起和发展都是与毛泽东的直接提倡和大力推动分不开的。     

我眼中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全国广大农村和部分城镇开展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是,我眼中的“四清”运动,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让人难忘。昨天发生的事,对于我们的今天有很多可思考和借鉴之处,应当认真地回顾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