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和词看唐宋词在清代前中期的传播和接受

清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而清词所以能在元明的衰颓后重整旗鼓,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唐宋词的正本清源地接受。清人对唐宋词的接受可谓轰轰烈烈,而追和次韵唐宋词是其中很重要的方式。那么,清人在追和唐宋词时选用了哪些词调?他们主要追和哪些唐宋词人?追和哪些唐宋词作?这些追和词又传达出清人怎样的接受取向?本文通过计量分析的方式对这些问题进行统计与分析,希望在审辨史实的基础上,全景式地探求唐宋词在清代前中期的传播和接受。     

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研究

正《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研究》是笔者主持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在此将项目情况介绍给学界,以期能够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对学界有所裨益。(1)对唐宋落第士人的整体性研究:博士论文《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研究》和硕士论文《宋代落第士人初探》,对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进行梳理,主要侧重落第士人生存状况及该群体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是对唐宋时期落第士人群体问题的初步探索,在制度层面、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蓝勇关于唐宋时期酉南地区城镇的地理格局演变问题我已在《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一文中作了探索①。唐宋时期是西南地区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那么在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城镇分布和发展出现了什么变化呢？这便是本...     

浅谈音韵学对宋史研究的两点意义

音韵学是古代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学习好音韵学对宋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宋朝是一个多民族交汇的时期,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学习音韵学有助于加深对宋代史事的了解。其次,从唐宋到元,古代音韵经历了从中古音向近代音的巨大转变,由此可以将唐宋音韵的变化纳入唐宋变革论体系,从而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了解整个唐宋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体系意识:以唐宋变革与南宋认知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是地域格局、政治态势、社会结构,还是文学艺术、经学思想等诸方面所发生的迥然变异,令后世举目、今人寻味,也引起海内外中国史学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假说到欧美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说、宋代经济革命说,再到近年来的宋元变革论、唐宋会通论、中国本土学者的唐宋变革认识论等,以唐宋变革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始终未曾落下帷幕。正是在这样诸说纷纭、各为己见的境况下,史学研究者更应以贯通、融会的历史大局观来探究唐宋之际发生的社会变迁,以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剖析唐宋变革学说在国内外的不同学术发展路径。以下几位先生正是秉承着理性、求是、本真、严谨的史学态度对唐宋变革乃至更早并与之相关的魏晋隋唐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以期进一步阐释中国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认知、客观呈现唐宋历史的真实面相。     

唐宋社会变革的新思考——《唐宋社会变革论纲》读后

"唐宋社会变革"是一个长期讨论的重要学术问题,从1910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起,至今已经过了100年。在最近的十几年中,由于当代的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历史研究者在感同身受中对"社会转型"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唐宋社会变革首当其冲。林文勋教授的新著《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论纲》),     

唐宋贡茶之比较研究

唐宋时期,是我国茶叶制造、品赏、发展的重要时期,正所谓:"茶始于唐而兴于宋",而贡茶是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性不容忽视。由于唐宋贡茶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点,故对唐宋贡茶从朝代上的纵向和产地及变化成因、品种、影响、文化等横向方面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这一特殊时期贡茶重点方面进行全面的把握和了解,从而使得针对唐宋贡茶的区别和联系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从银铤实物考察唐宋时期白银的货币化问题

正早在19世纪20年代,日本加藤繁先生在他的著作《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就探讨过唐宋白银货币化问题,他认为白银在唐代上层阶级已发挥货币机能,至宋代扩展到社会全体,白银作为货币的作用也更加发达。但因当时考古发掘资料的限制,部分论断参考实物不足。之后,彭信威、汪圣铎、高聪明、王文成等国内学者从史料和实物出发,对唐宋白银货币化作了不同阐释。随着近些年唐宋银铤的不断发现,为开展白银货币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实物资料。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以银铤(饼)实物为视角,考察唐宋白银的货币化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综述

自“唐宋变革”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唐宋时期城镇化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之热点。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区域城镇化探讨,又取得了较多成就。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涉及唐宋时期市镇研究的专著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另有施坚雅《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张邻《唐代的夜市》,黄正建《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崔功豪的《中国城镇发展研究》,     

汉赋中的服饰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

本文从汉赋作品中的服饰形象着眼,论述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体现汉代文化精神的礼乐精神,汉赋中的服饰形象描写与汉代礼乐精神的关系。通过汉赋中帝王、嫔妃、武士等的服饰描绘,论述其体现的礼乐精神以及礼乐精神对服饰的影响。     

明清陕甘交通道路的新发展与丝绸之路变迁

明清陕甘道路交通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近代陕甘交通道路格局形成的基础。明代陕西商路主要借助驿路交通。清以后,交通道路又有新的发展。关中道路出现多元发展趋势;陕北交通则向北与向东发展：甘肃交通道路除利用原有的古丝绸之路外,又形成许多新的分支,是对丝绸之路的补充与完善。     

中西封建君主制中的"法治"与"人治"

中西封建政治史上都存在着限制君权的传统。西欧盛行的是由日尔曼法、神法与封建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在中国则表现为儒学的君主受制于“天“、“礼“的政治传统,但这类传统多流于理论或理想的层面。在中西君主制中,“谏议“虽有规范君权的效应,但最终并不能束缚君权,而君主以加冕誓词或“罪己诏“所作的政治承诺也是如此。从君权的实际运作来看,中西封建君主制都带有基本的“人治“特征。     

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及其内容与体例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谱学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该时期徽州地区家谱编修较前代更为频繁，内容与体例方面有较大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一、家谱的创修与续修 明代徽州家谱的名称繁多，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谓。从中国谱牒发展的历史看，宋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宋元墓葬中榜题、题记研究

宋元时期墓壁上的题刻文字,称之为榜题和题记。它们是研究当时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字资料,是现今所见到的最原始的宋元民间书写形式。榜题与图像相配,用于解释图像、指示图像内容;题记涉及纪年、地理、家族、历史史实等,富含大量的社会历史信息,堪补史籍之不足。     

试论元代云南金银货币与实物货币的流通

元代全国实施的是统一的钞锭政策,而惟独云南例外.云南行省的货币流通状况与其他行省相比较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不但以贝币为主要通货,而且也有金银货币和盐币、缯帛等其他实物货币.云南行省多种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从表面看是元朝给了云南特殊的货币政策,但从根本上讲与云南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落后、省内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云南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历史上形成的独特货币体系不无关系.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cult of relics in Venice and the northern Adriatic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th century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he cult of the saints emerged as a prominent focu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Corporeal relics became objects of importance, conferring status on their possessor; and, like other precious commodities, they frequently served as prestigious diplomatic gifts, useful for the fostering of political affiliations between donor and recipient. This strategic use of saints' cults is here examined with special regard to th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Adriatic.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inth century, Byzantine attempts to maintain the allegiance of Venice and urban centres along the Dalmatian coast may have prompted the translations to the region of the relics of saints such as Anastasia, Tryphon and Theodore, all of whom became important civic patrons. Later in the century, the Byzantine mission to Moravia was focused on the relics of St Clement, while archaeological and othe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Frankish missions into the Balkans may have stressed the cult of St Martin, a native of Pannonia. Ultimately, Venetian independence from both powers was made possible by their adoption of a new patron saint, Mark, whose cult arrived from Alexandria unencumbered by implicit political debts.     

道光二十一年豫皖黄泛之灾与社会应对研究

1841年,黄河发生了持续8个月的南泛,河南、安徽受灾严重。面对这场近200年来罕见之灾,社会上下各有应对。道光帝自灾害发生之日起,就对水情、灾情予以关注,谕令河督、豫抚伺机堵口,并通过济民粮物、以工代赈、蠲免税赋等手段,赈恤灾民。河督、豫抚和皖抚等官员,虽从其职守出发,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然而受专制制度的制约和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影响,其行为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且迟缓、低效;与应对洪患本身相比,朝廷和各级官吏更为关切的是,灾民潜在的对政府统治的威胁。因此,有关应对基本着眼于安定社会秩序、维护专制制度。另外,受长期灾荒、区域社会发展滞缓的掣肘,除个别地方外,泛区内士绅阶层缺乏足够的参与社会事务能力,在应对灾害方面,没有起到引人关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