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货币交易的历史考察

正明清货币交易复杂,一般认为,明代货币包括银、钞、制钱。明代中期白银成为实际的主要货币,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货币选择过程,最终白银货币化在明代得以确立~([1])。清代继承实施银两为本位的银、铜平行货币制度,白银与铜质货币是货币体系中的主要存在。传统银两在明清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变化。徽州作为具有独特文化属性的地域,货币的具体使用情况有着自身的特色与规律。     

《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介评

正明代军事史是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创设为明中后期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学术界有关明前期军事制度的研究尚有诸多未明之处,李新峰著《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以下简称"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为我们阐明了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发展脉络,是研究明代军事史的一部力作。该书由正文4章及绪论、结语组成,共35万余字,通叙明前期军事制度的发展演变,脉络清晰,文字流畅,多有超越前人的见解。该书以现代术语"军事制度"     

谈湖南官钱局壹两银票

所谓银两制度,是指中国近代曾长期通行的一种以白银重量为计算单位的货币制度。其中的"两"字,本为衡量的名称,当其作为货币单位出现时,则称之为银两。笔者收藏一枚湖南官钱局发行的壹两银票 (封二下)。票幅160×85mm,蓝边黑图,中文楷     

中国白银称量货币概说(下)

<正>八、清代至民国初年的白银称量货币1.白银货币广泛行用,至乾隆年间渐渐形成了各地流通特色银锭的状态。清代银两使用迅速发展。各种赋税收入多以银两收取和计算,"直省解银,由布政司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司起解者为盐课银,由粮道起解者曰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者曰关税银。皆必倾镕成锭然后起解。"1清政府对自己收支的银两,要求倾镕成大锭方始上解,且对成色也有明确要求,"其用     

一件罕见的明代“解银”伍拾两大锭

我们有幸收藏一件明代万历年间伍拾两解银大银锭。该银锭中间束腰,两头弧状,最长处127mm,最窄处61mm,厚25～35mm,重1855克(插四下右)。银锭底部密布蜂窝状孔眼,正面有数排手工錾刻的文字。由于该锭表面腐蚀氧化严重,至使锭面錾刻的文字有相当部分已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尚可读出如下内容:“…县征解万历拾叁年……足银伍拾两……银匠…”。明代银锭,按用途分主要有解银、税银、镇库银及民间流通使用的碎银四种。税银是政府机构从民间征收田赋、丁役、盐税、土贡等费用,并将其折成银两上缴国库,但并不一定要全额送到京师,因各州县的财政库房…     

“三言”、“二拍”中明代军事记述之研究

"三言"、"二拍"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明代军事事件、军事人物、军事制度、军事生活等方面的描写,在"三言"、"二拍"中占有一定比重。通过研究"三言"、"二拍"中有关的明代军事记述,我们可以加深对明代卫所、军户、武官、军功、充军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明代女真社会的军事民主制

明初以来,女真社会原始氏族公有制日趋瓦解,个体家庭普遍确立,社会逐渐步入文明期。军事民主制作为女真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一种形式,处于其发展的最后阶段。迄至十六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至努尔哈赤起兵,其军事民主制在明代女真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军事民主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表现明代女真族的军事民主制以一定社会条件为背景,表现出它的若干特点。 (一)明代女真社会军事民主制存在的社会条件。由于私有制的发生和个体家庭的普遍     

四川眉山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ⅡT0767发掘简报

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3万余件。其中ⅡT0767出水金、银、铜、铁器86件,包括金册、银锭、铜钱和各类首饰等。从器物年代题记、金银器造型和工艺来看,遗址形成的最初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金册、库银这类属于藩王府和官府的器物出现在江口岷江河道内,当与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江口沉银有关。本次发掘出水的大量器物对于研究明代晚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明末清初的历史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银平票

银平票是银两计重的票据."平"是依砝秤重.由于银两时代,各地的平砝--即标定重量的"两"不同而出现的"砝"亦不相同,据说有100多种,如京平、关平、湘平、原平、广平、漕平、库平…….除标定重量外,还有银的成色不同,有足宝、二四宝、二六宝、二七宝等等.     

明代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考察

洪武时期,明代国家对地方官朝觐路费明确做出制度规定,但并未对朝觐其他费用做出安排。随着大明宝钞贬值,国家规定给予的朝觐路费津贴变得微不足道,地方官只得另觅途径筹措朝觐费用。明中期以来,朝觐经费被纳入地方财政领域加以解决。朝觐造册等费用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公费纳入徭役领域,由徭役里甲供办,征收银两;朝觐路费进入地方财政领域以后呈现多途化筹措方式特征,隆庆定例颁定后,朝觐路费也被大规模编征均徭里甲银,与朝觐造册、工食等经费合流,成为地方财政收支固定项目。朝觐经费地方财政化演变过程与明代赋役制度改革进程大体一致。在继续深化赋役改革的趋势下,朝觐经费转至地方官库支取赃罚银成为改革趋势。明季国家为筹军饷,一再裁扣地方财政经费,朝觐经费被大幅度裁扣上解以充饷银。     

试述明代宫廷史的分期与特点

明代宫廷史是明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故宫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以宫廷中各种势力间的相互关系、帝王本人的执政方式、宦官、内阁与皇帝的关系、宫廷文化的发展变化、国家与宫廷的财政关系及其变化等内容为依据,将明代宫廷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洪武至宣德朝、正统至正德朝、嘉靖至崇祯朝。每一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的背后则是错综复杂的宫廷史内容。     

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

文章对明清时期东北边疆城镇兴衰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由于战略地位的重要和军事斗争的需要 ,明在辽东兴建了大批城镇 ,但至明清之际 ,因后金 (清 )采取了“毁城迁民”的政策 ,明代以来在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至康熙中期 ,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 ,其原因主要在于大量人口的外迁和清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

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 有徙晋阳, 及为天子, 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 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 其放射性碳素年代 (距今4200—4400年之间) 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晋南, 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与“尧都平阳”更无涉。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 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     

明刘彦昺生卒年考略

刘彦昺是元末明初的一位名士,其生卒年一直未得其详。今据嘉靖十二年刘氏六世孙刘塾刻本《春雨轩集》所载《自序墓志铭》及文后刘氏后裔之小注,考定刘彦昺生于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九月初三日卯时,卒于明洪武三十二年(1399)四月初三日寅时。     

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的重要一环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inu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ver Fiv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orld civilization history. Its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is the continuity of the “5,000-year” civilization. Over 5,000 years ago,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ppear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and the civilizations mainly included their different early-stage theocracy and reign modes. Among these civilizations, the civilization that was hand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as the states with a reign mode that originated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Central China and its successors such as the Xia Dynasty, the Shang Dynasty, the Zhou Dynasty, the Qi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the Yuan Dynasty,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This can be illustrated by the 5,000-year continuous inheritance of the country, people, and territory of China, proved by the 5,000-yea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s, royal tombs, ritual and ceremonial buildings and vessels, and characters as the national culture (or major tradition) and resurrected by the capital’s centralization,“OneGate Three-Passage” pattern,“centralization of the main hall of the court” and the“Left Ancestral Temple and Right Altar” pattern, and the central axis of the capital, the four doors on four sides of the capital and court, etc. as the materialized forms of the core ideas of center and moderation. These materialized forms of the unbroken civilizat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in the past 5,000 year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deas of center and moderation beca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and were constantly deepened. The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 5,000-year unbroken Chinese civilization are the ideas of center and moderation, which are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the state identity and the core valu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history.     

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

“文林馆”是北齐后期设置的文学机构,曾经带“待诏文林馆”官衔的文人前后有68人。由入馆文人籍贯可以推断,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坛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在加入南方士族之后,邺下出现了建安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兴盛。北齐文士地理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文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客观上为南北文学在此时开始相对成熟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